中图分类号：K712.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59-8095(2009)03-0088-11 近20年来，国内学术界对当代美国保守主义极为关注，就保守主义的国内外政策展开了相当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蔚为壮观的学术成果。然而，就目前发表的论著而言，国内学界对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研究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大多数论著的研究对象为新保守主义，且以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政策为重点，较少关注美国新保守主义在国内问题上的态度和决策，更没有注意保守主义在国内外问题上的相通性；二是绝大多数有关美国新保守主义的论著都聚焦于20世纪70、80年代之后的保守主义，鲜有对50、60年代保守主义的探讨，似乎新保守主义70、80年代“拔地而起”，与50、60年代的保守主义没有任何历史关联。上述两种情况一是认识片面，二是误读历史，两者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我们对战后美国保守主义演变及发展过程的全面把握和理解。本文旨在探讨20世纪50、60年代美国保守主义的思想重构，寻找和解释50、60年代与70、80年代保守主义思想的内在链接，以揭示保守主义的历史延续性和思想承接性。 保守主义思想重构的历史成因 长期以来，美国保守派大多倾向于把20世纪50年代看作是当代美国保守主义“萌芽的年代”，认为它为保守主义80年代的成熟发展“播下了种子”。①著名保守派、《国民评论》编辑弗兰克·梅耶(Frank Meyer)60年代初曾撰文指出，“过去十多年里越来越明晰化的美国保守主义运动，是对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引起的美国革命性转变的延迟的反应”，②即保守主义对“新政”式自由主义早就啧啧有言，只是“延迟了”对它的反应而已。自此之后，大多数美国保守主义史论著都持这样一种观点：战后保守主义是因“新政”而产生的，它尽管姗姗来迟，但后劲十足。③ 需要指出的是，弗兰克·梅耶有关战后保守主义起源的解释一半正确，一半夸张。说正确，是因为战后保守主义的起因确实与“新政”直接相关；说夸张，是因为“新政”并没有产生梅耶所说的“革命性转变”之结果。有关战后保守主义与“新政”的关系，下面将详细论述，这里仅就“革命性转变”之夸张说法略作议论。众所周知，“新政”并不具有“革命性”作用，更没有带来“革命性”变革，充其量，它只是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性措施，以减缓经济危机带来的社会矛盾，而不是从制度上进行根本性变革，以消除社会矛盾的终极原因。④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和考察“新政”与战后保守主义兴起之关系，主要并不是看“新政”的“革命性转变”是怎样激起保守派反击的，而是要看“新政”的温和性改革措施是如何改变了美国的政治景观，以至保守派认为有必要回击，并进而在此基础上重构保守主义思想，以确立保守主义在新形势下的思想意识和政策立场。⑤所以，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为什么“新政”及其所代表的思想在保守派看来是那么严重、那么具有威胁、那么事关重大，以至非举起保守主义大旗进行反击不可？澄清了这一点，也就自然解释了保守主义思想重构的历史背景。 如前所述，学界对“新政”的结论，总体上倾向于把它看做是一套旨在解救经济危机而施行的温和性措施，而不是针对美国经济制度而进行的激进性变革。⑥无论其工业、农业复兴计划，还是其社会福利保障计划，也不管是它的反托拉斯立法，还是它的累进制税收改革措施，“新政”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或者改变美国的经济体制，更没有挑战或者颠覆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恰恰相反，“新政”及其政策制定者更多地被认为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和捍卫者。现在的问题是，既然“新政”旨在维护和捍卫资本主义，那么，为什么保守派对此忧心忡忡甚至恨之入骨呢？显然，尽管“新政”旨在拯救处于危机之中的美国资本主义，但在“拯救”过程中，“新政”已在政治价值观念上越过了保守派认为的“红线”，在政治利益上侵犯了保守派自认是属于自己的“地盘”。很大程度上讲，正是因为保守派认为“新政”的政治价值观违背了美国的治国理念，“新政”的政策措施伤害了代表保守力量的共和党的政治利益，他们才认识到并决定对保守主义思想进行重构，使自己在“新政”式自由主义如日中天时逐渐扭转不利局势，为重撑美国政治大权做好思想准备。 所谓“新政”在政治价值观念上越过了保守派认定的“红线”，指的是罗斯福等现代自由主义者在推行和贯彻“新政”时，极大地扩大了联邦政府的权力，不仅干涉和管制美国企业的经济活动，而且干涉和管制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上至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下至个人社会保障措施，联邦政府几乎是无所不包，无所不管。从历史上看，“新政”的思想观念和改革措施与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思想观念和改革措施有不少相似之处，因为两者都旨在借助联邦政府的力量来推进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改革。但仔细考察，“新政”与“进步主义”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区别，因为两者在整体观念上和追求效果上差距显著。相对而言，“进步主义”者主张有限地使用和扩大联邦政府权力，一旦政治和经济权力滥用现象得到遏制、社会不公正和不公平情况得到改善之后，政府大体上就完成了它的使命。毕竟，那个时候的美国经济运作良好，整体经济处于繁荣发展时期。“新政”则不同，面对美国经济随时可能出现全面崩溃的局面，它不仅主张政府大规模地介入美国经济活动，而且认为政府有必要长期行使其“管理”经济、“监控”市场和“保护”弱者的“山姆大叔”之职能。一言以蔽之，“新政”力主联邦政府占据国民生活的中心位置，指挥和管理涉及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