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31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59-8095(2009)03-0111-07 甲午战争以前，部分清朝官员为应对日本的挑衅，在不同场合发表过多种进攻日本的言论。①日本学界很早就对这些言论予以关注，并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将这些言论称之为“攻日论”。关于“攻日论”这一说法的提出者，存在两种略有不同的意见。铃木俊在1948年撰写的《中国人的日本观之变迁》一文中认为：实藤惠秀和佐藤三郎是“攻日论”的最早研究者。②但山口一郎在1969年出版发行的资料集《近代中国的对日观》的序言中却指出：佐藤三郎是“攻日论”的先驱研究者。③那么，是谁最先提出了“攻日论”之说？ 本文之所以留意这一问题，进而注目20世纪中叶日本“中国人日本观”的相关研究，是出于以下原因：一、中国学界虽已开始注意山口一郎编集的《近代中国的对日观》，④但对此书所收集论著的具体内容了解有限。二、日本学界虽已开始注目日本“20世纪的中国研究”及其研究者，⑤但日本的“20世纪中国人的日本观研究”，还是一个尚待展开的课题。 1915年，日本大隈内阁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后，“中国的反日浪潮以此为触发点日益高涨”。⑥当时一些在中国的日本学者与团体，将这些运动、活动称之为“排日”。以此为基点，他们开始关注和整理中国人的日本观，并且在日本媒体和官方的支持下，开始影响日本国内学界。 1924年留学中国的山口察常⑦体验到唇齿辅车、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等耳熟之词只是外交辞令，在第三者看来颇有虚假的意味。因而他撰文指出：“由中国文献记载来看，大部分的对日观察只是一时的感性认识，不能由此推知全豹。”⑧分析对象虽是中国古代史籍，山口察常表达的却是对中日两国间现实问题的关心。这可能也是该文被山口一郎在《近代中国的对日观》中列为第一篇同“中国人对日观”相关的文章的原因。此后日本方面——无论是舆论界还是学界，关心和注意中国人日本观的两个视点，正是中国的“排日”问题和中国的文献记载。所谓的“排日”问题也引起了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的注意。1929年9月由该局编集的《中国排日教材集》出版。作为这一资料集的增订本，保々隆矣监修的《打倒日本》，1931年9月由邦文社出版发行，并在九·一八事变后重版达35次。⑨舆论权威德富苏峰撰文作出呼应，《大阪朝日新闻》就此发表专评。⑩一·二八事变后，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编集和出版了《支那的排外教育》。这一官方报告旨在说明：对中国的侵略错不在日本，其原因是中国以民族主义为渊源的排日教育。(11) 以《近世支那文化给日本文化带来的势力影响》一文获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以下按当时的说法简称东京帝大)文学博士学位的中山久四郎，很早就开始注意中国人的日本观。(12)并且在1925年夏天去过一次五卅运动后的中国。(13)短期的出差，并未使他过多地感受到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在1928年发表《近世支那人见到的日本及日本人》、(14)1929年发表《支那史籍中的日本史》之际，(15)中山久四郎并未把自己的研究同当时的中日关系相联系。1931年在介绍《中华民国的日本研究》时，中山久四郎还是认为：中国的日本热，是值得高兴的事。(16)这也许就是保々隆矣所说的“自我陶醉”。而保々隆矣编集《打倒日本》的目的，就是希望日本民众、当政者、学界对中国的“排日”教育作出反应。(17) 与中山久四郎交往甚密的秋山谦藏，自1928年东京帝大毕业、进入《史学杂志》编辑部后，好争喜论、爱出风头的性格日益显露。(18)1933年尚未把研究同政治形势相联的秋山谦藏(19)在1934年发表的《支那人见到的日本》一文中不仅开始引用《打倒日本》的内容，而且进一步声称：“要让他们(指中国人)再建新的日本观。日本现在要以未有过的巨大身姿耸立在支那人之前。”(20)此后，秋山谦藏在政治舞台上更是“追波逐浪”。白鸟库吉在1934年发表的《从东洋史中看到的日本》中，为满洲国的成立寻找过依据。(21)市村瓉次郎在1937年1月发表的《从支那文献中看到的日本及日本人》一文中显示的学术“功力”，则根据中国的史籍论证日本人“宁死不污”、“宁杀不受辱”、“身在义所耻、身死义不忘”等性格的内容，以元、明时代记述日本人狡猾、残暴的史料，反证日本人的“智略”与“武勇”。(22) 山口察常、市村瓉次郎等东京帝大师生以类似的题目——中国史籍或文献中见到的日本，“绕道”古代论证他们心目中的日本，并牵强地与现实问题相联，反映的正是安藤彦太郎在《战争时期日本的中国研究》中描述的一个现象：在当时东京帝大的御用学风与学究主义的中国研究中，无论是历史学、文学或哲学，几乎都是古典研究，现代中国研究几乎不存在。(23) 同一时期，1926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的实藤惠秀，在关心和注意中国学潮等敏感政治问题的同时，开始系统整理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的相关活动与思想。经过五六年的努力，《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第一稿自1936年11月至1938年12月在《日华学报》上刊载。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实藤惠秀运用其汉语特长，为侵华日军编写了《支那语便览》。(24)由此，实藤惠秀开始成为“学问作为宣扬国威的手段”热潮中的一员。(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