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31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311(2009)03-0005-08 武士道是日本社会、思想文化整体中独特的也可以说是独有的现象，但是，它的影响又不限于日本国内，也为东亚其他国家所关注。从学术上深入地研究武士道的形成、展开、内容与作用，不仅有助于我们弄清楚武士道本身的真实面貌，也有助于我们认识日本、了解日本。本文以武士道为主线，对明治思想的一个侧面进行考察，涉及福泽谕吉、大西祝、井上哲次郎等思想家，尤以井上哲次郎的《武士道的本质》为考察重点，探究明治时期武士道在东西思想交汇以及自身向近代演进中的变化与路径，阐明武士道在近代日本社会的作用。 一、从幕末到明治时期武士阶层的解体及其思想特质 (一)武士阶层的解体 众所周知，1868年明治维新的成功结束了日本长达700余年的封建社会体制，开启了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新篇章。明治政府建立伊始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彻底摧毁江户时期的幕藩体制来确立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在“废藩置县”的号令下，原本以武家(藩)为根基的地方割据势力完全解体了。接着政府开始改革等级身份制，废除大名和公卿称号，改称“华族”，其余原幕府家臣、藩士和一般武士改称为“士族”，此外的农、工、商以及僧侣、神官都称为“平民”。尽管“四民”仍不平等，但由于武士的特权都被废除了，原本的武士阶级已经转化为“士族”，多数下级武士重新择业，从事工商业、农业或手工业，也就是被吸收到“平民”之中。尤其是武士俸禄制度废除后，武士中除一小部分人成为官吏、教员、警察、军人外，大多数中下级武士都成为小生产者、工资劳动者、佃户和人力车夫等。[1] (二)武士的思想变化 从思想史上看，在幕府末期武士的思想已经开始变化。首先是水户学派的尊皇思想与国体论。无需赘言，所谓水户学，就是指在完成《大日本史》的编撰事业过程中产生于水户藩的学问。[2]前期水户学以确立“大义名分论”的历史观为其主要思想立场，后期水户学则以确立尊皇论与国体论为重点。如果说前期是通过修史明确其历史观的话，那么后期则是以解决日本当时面临的内忧外患的现实课题为主旨。关于前者这里姑且不论，关于后期水户学的思想，这里仅以会泽安(正治斋，1782-1863)为例，略说一二。会泽被称为后期水户学的理论确立者，其代表作《新论》的思想特质就是在理论上确立了国体论与尊王攘夷论。前者成为明治以后国体论的原型，后者点燃了幕末尊王攘夷运动的火种。会泽的国体论的根本特点在于其是一种以天皇为顶点的体系性的国家论。它把内忧与外患作为民心问题统一把握，一方面提出了解决国内问题的策略，另一方面它也是对抗西欧列强的一种民族精神，这一精神又成为孕育针对幕藩体制的反体制思想的基础。会泽的国体论是通过儒学的概念对日本历史或《古事记》、《日本书记》进行重新解释并赋予其儒学的意义，而承担这一思想的载体正是具有儒学教养基础的武士(主要是下级武士)。[2] 在幕府末期，尊王与攘夷是具有内在关联的重要的思想运动。尊王攘夷论，是以天皇崇拜与排斥西洋为核心的江户后期的政治思想。尊王攘夷论中的尊王论和攘夷论原本都出自中国的儒学古典，但是，在幕末的日本却有其独特的含义。如上所述，面对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不论是幕府统治者还是社会有识之士，其国家意识逐渐高涨。在此前提下，尊王论和攘夷论得以成立。在尊王论中，有两点要特别注意：一是皇统论，即中国儒学古典中的王室在日本被神圣化了的天皇取代，基于《古事记》和《日本书记》之神话的皇统具有血统的连续性即万世一系；二是大义名分论，即幕府征夷大将军是受天皇委任而执掌政权的，因此天皇与将军之间是君臣的上下关系。攘夷论中也有两点要特别提及：一是对抗西方列强，除了军事手段之外，攘夷论者认为时代的真正危机在于正统意识的缺失。因此，找回长时期缺失的日本固有的文化价值即皇道主义是当务之急。二是尊王论被有机地组合到攘夷论之中。如上所述，水户学派的尊王攘夷理论逐渐向武士阶层渗透并转化为现实的政治运动。 这样，以下级武士为主体的尊王攘夷运动便成为针对攘夷不力的幕府的批评运动，以1864年(元治1年)、1865年(庆应1年)为分水岭，尊王攘夷运动进而发展为尊王讨幕运动，完成了其性质的根本转变。 二、明治思想史上的武士道 随着四民等级身份严格的德川幕府的垮台，武士阶级也因身份制的废除解体了。与江户时代缺乏身份之交流相比较，明治时期出现了各阶层人员间相互流动的特点。曾经在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处于指导地位的原武士的思想、哲学与思考的方向性逐渐向社会渗透，士族的人口比率虽不高，但其思想却扩散到偏僻山野，以至出现“平民武士化”的现象。[3]可以说，出于对武士阶级的乡愁，出于对全盘欧化的反抗，武士道自明治中期起反倒迎来了勃兴的曙光。 就哲学思想而言，在明治哲学思想史上武士道并非主流，以至少有人问津。但是，武士道的影响可以说已渗透到各种思潮、各类思想家之中。福泽谕吉视武士道为日本文明建设的思想动因，大西祝则从伦理学上使武士道与基督教伦理嫁接，而井上哲次郎则从国家主义(皇道主义)立场出发把武士道作为构筑新时代日本国民道德的思想基础。 (一)福泽谕吉的士魂武士道——与文明的关联 即使在明治初期的思想启蒙运动中，启蒙思想家们在极力引进西方思想的间隙，也不忘回首自身的思想，因为在他们身上有一种共同的永远抹不掉的本质，即他们都是天皇拥护论者。被誉为“近代日本哲学之父”的西周，曾经参与了《军人敕语》的起草，他认为：“万世一统乃我国制度重大之处，苟若与之相抵触者，须严格制止”，提出：“本邦尊奉万世一系之皇统，实乃我国人民归依三宝之至便至利之道”。[4]加藤弘之主张君主立宪的国家学说，但认为日本的国体优于其他国家，日本的君臣关系是“父子”关系，是“族父统治”。他在《人权新说》结尾说：“我由衷期望今日的民权论者要尽量戒急戒躁，不可过激，一心养成着实敦厚之风气，真正成为社会之优秀者，永为皇室之辅佐”。[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