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福泽谕吉无疑是最受关注的历史人物之一。自战前迄今，甚至诸多学界泰斗和权威亦对福泽谕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在他们笔下，福泽谕吉呈现出不同的形象。战前，同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服部之总、羽仁五郎，对福泽谕吉有着不同的评价。服部之总认为，福泽谕吉是“明治政府的侍奉者”。羽仁五郎则认为，福泽谕吉是“自由主义者”。战后，丸山真男强调，研究福泽谕吉，应特别关注存在于福泽谕吉言论深处的认识和判断问题的方法，对其进行深入分析，而不是强调福泽谕吉的政治作用，以及他对具体问题所提出的见解和结论。这一“丸山真男的福泽谕吉论”，在战后长期占据学术界主流，迄今仍有影响。20世纪60年代，随着21卷《福泽谕吉全集》的出版，福泽谕吉研究再现高潮。伊藤正雄的《说解〈劝学篇〉》、《说解〈文明论之概略〉》，对福泽谕吉的论著进行了详尽的文本解读，其篇幅超过原著十倍。他的《福泽谕吉论考》也极现探究之精深。70年代，远山茂树的《福泽谕吉研究》和广田昌希的《福泽谕吉研究》对福泽谕吉进行了猛烈批判，为研究福泽谕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1984年，福泽谕吉的头像被印上面值最大的1万元纸币。这一“符号显示”极具象征性地显示了福泽谕吉在日本历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同时也启发日本学者开始关注一个长期被忽略的问题：福泽谕吉关于经济的学说和理论。此后，有关福泽谕吉经济思想和理论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如杉山忠平的《明治启蒙期的经济思想——以福泽谕吉为中心》（法政大学出版局1986年）、藤原昭夫的《福泽渝吉的日本经济论》（日本经济评论社1998年），等等。90年代迄今，对福泽谕吉的研究日益呈现多元化趋势。对福泽谕吉经济学说和理论的研究，亦包括其中。例如，大森郁夫的《日本的经济思想》第1卷（日本经济评论社2006年），即有专论。 在我国，研究福泽谕吉的论著亦足以用“汗牛充栋”形容。仅近年发表的论文就有谭建川的《福泽谕吉文明观批判》（《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刘岳兵的《福泽谕吉的天皇观及其影响》（《读书》2005年第6期）；周颂伦的《福泽谕吉中国政策观的骤变：东亚盟主与脱亚入欧》（《东北师大学报》2006年第5期）；丁志强的《论福泽谕吉的文明史观及其民族主义立场》（《日本问题研究》2006年第9期）。但是据笔者管见，迄今为止尚无一篇关于福泽谕吉经济学说和理论的论文发表，遑论专著。为了拾遗补缺，我谨根据所获资料特撰此文。不当之处，恭请赐正。 （一） 福泽谕吉(1835-1901)出生于今日大阪，其父福泽百助是丰前中津（九州大分县）奥平藩的士族，在大坂（按：当时为“大坂”，明治维新后因“坂”有“士反”之嫌而改现名“大阪”）的“藏屋敷”（销售本藩生产的粮谷杂物的商铺）担任会计，颇有汉学素养，不仅喜读汉书，而且爱好收藏中国古籍。恰好在福泽谕吉出生那天，他白天得偿夙愿，购到了中国清代上谕条例60余册，晚上又逢麟儿出世大吉，于是给新生儿取名“谕吉”。 自万延元年(1860)发表处女作《华英通语》，福泽谕吉一生著述宏富，计有60余部，逾100册，所涉范围之广，犹如百科全书。其中福泽谕吉根据三次出洋经历写成的《西洋事情》，系统介绍了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风俗，帮助刚刚结束锁国状态的日本人民“睁眼看世界”，具有划时代意义。1872年至1876年，福泽谕吉陆续发表了共由17篇构成的《劝学篇》，论述了人权平等之精义、西方学问之真谛，以及法治国家的国民应尽之职责。该书开宗明义的“天未造人上之人，亦未造人下之人”一句，在备受封建桎梏束缚的日本，堪称空谷足音，引起强烈反响。此书一出，“洛阳纸贵”。1875年，福泽谕吉发表了堪称其代表作的《文明论之概略》，探寻古今中外文明发展的原因和变迁，阐述日本国民处在文明世界之中应有的生活方式和昌隆国运之道。概括而言，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是以基佐和巴克尔的学说为范本的主智主义文明史观的体现。按照福泽谕吉的定义：“所谓文明，即人之安乐和品行之进步。由于此种安乐和品行之获得，依靠人之智慧和道德，故所谓文明归根结底就是人的智慧和道德之进步。”①按照他的观点，人类历史分为野蛮、半开化、文明三个阶段。非洲等属于第一阶段；土耳其、日本、中国属于第二阶段；欧美诸国属于第三阶段。故欲求文明发达，当“脱亚入欧”，“以西洋文明为目的”。 1882年，福泽谕吉创办了自诩“不偏不党”的《时事新报》，并亲自撰写社论以引导舆论。他的有关经济问题的思想和理论，即发表于《时事新报》社论。1885年3月16日，刚过50岁生日的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这篇文章译成中文不足2000字，但是对日本及亚洲的影响之深远，在100多年后的许多现实问题中均可以发现其踪影。事实上，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不仅和“文明论”具有内在联系，而且其经济思想和理论也和“文明论”密切相关。对此，大森郁夫有一番评述： 福泽的经济论也是由其文明论的时间、空间结构规定的。这种结构的特征是，第一，就世界整体而言，个人并不和文明直接发生联系，而是作为国民中的一员，按照国民的文明进程被配列在文明的坐标上，形成不同国民的优越、劣后关系。因此，国民相互之间的竞争和国民内部的竞争当区别考虑。第二，即使在国民内部，也存在离作为“目标”的文明相近的集团和组织，以及被“文明化”边缘化的基层民众。在国际层面，日本与其他国民的关系处于文明坐标的什么位置，其利害关系自然不同。因此，在彼此对抗的国民关系中，维持独立是必须优先对待的课题。另一方面，在国内层面，虽然竞争基本上是理想状态，但不可无视人们的意识、行动的整体水准开展竞争。换言之，无论是国际层面还是国内层面，不可照搬照用以“文明化的状态”为前提的自由主义经济论。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