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世纪间，随着阿拉伯人的征服和扩张，原被誉为“罗马帝国大粮仓”的拜占庭属埃及沦陷于阿拉伯人之手，多瑙河流域也经常处于斯拉夫化的保加利亚人和其他外来民族的攻击和控制之下，农业发展的空间开始局限于黑海南岸的本都地区、小亚细亚、希腊—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半岛南部等地区。但是，拜占庭人仍然坚持以“农业为本”①的传统国策，他们坚信：“农业和军事技术”是保全一个国家的重要依据②。由这一基点出发，帝国政府长期以来坚持不懈地、有条不紊地实行了强制性的移民（民屯）和军事拓殖（军屯）政策，以保证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有效利用。这使得拜占庭能够在经常处于新兴阿拉伯人和斯拉夫人南北夹击的困境下发展生产、强化边境治理，有效地提高自己的综合国力，奠定了10世纪拜占庭历史上之“辉煌时期”的基础。同时，也有效地促进了东地中海区域具有不同历史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拜占庭东方基督教文明”这个大环境下的融合。 一 拜占庭拓殖活动的罗马传统 拜占庭的拓殖活动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至少在公元2世纪的罗马帝国能找到与它相似的生产组织形式。罗马士兵、和平居民的开疆拓土活动与活跃于整个地中海—罗马世界的商贩们的贸易活动是随着罗马的不断对外扩张而步步延伸的：自英吉利海峡彼岸的不列颠岛、阿尔卑斯山以北的高卢地区、日耳曼尼亚、多瑙河南岸的潘诺尼亚，至巴尔干半岛及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沿岸，乃至埃及尼罗河流域、北非的努米底亚和利比亚地区，形成了以意大利半岛为圆心，以罗马军队和移民、商人的外向活动为半径向外辐射的“罗马化”（或曰“拉丁化”）运动。在所有移民区内，都很快地奠定了罗马移民役使当地土著居民的管理模式和罗马文明的统治地位，同时实现了民族融合。公元154年，一位被称为“诡辩家”的罗马人埃留斯·阿里斯提德斯在罗马城发表的著名演说《罗马献辞》中，非常自豪地称罗马帝国是一个以罗马城为中心的、在开明的管理者或领导者英明治理下的、包括希腊、意大利和外省的“自治城邦的联合体”。在这里，没有作威作福的君主，也没有希腊人同野蛮人、土著人和异邦人之别，整个社会是和谐、平等的③。但他承认，罗马世界的平等不是绝对的，“上智者”和“下愚者”之间的差别始终存在，智者治人，愚者治于人的模式也始终存在。只不过，他所强调的上智者，并不仅局限于罗马人或拉丁人，而是指拥有罗马公民权的各地区所有精英人士。这种态度，反映了罗马—地中海世界统一观念(orbis romanus)在这个时期已经形成。 在罗马共和晚期至早期帝国时代一些政治家的积极推动下，这种外向型的“罗马化”和“都市化”运动发展颇为迅速。于是，在莱茵河流域、不列颠、西班牙、达尔马提亚和东地中海的希腊化地区，出现了许多以罗马名人命名的新建城市，如“图拉真堡”、“普洛提娜堡”、“马尔契亚堡”和“阿德里亚堡”等。有些城市，如科隆、美因兹、沃姆斯、科不林士、斯特拉斯堡、巴塞尔等，“直到帝国历史的后期，与其说是城市，不如说是军营”④。另一方面，为了安置那些在罗马国家的军事扩张中付出青春和健康代价的退役军人，罗马人也在阿非利加、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建立了众多退役军人移居地，即所谓的“屯市”(colony)⑤，它们虽然只是被广阔农耕区域所包围的军人集聚区⑥，但却是罗马政府用以恢复被征服地区物质生产和社会经济繁荣的重要组织形式，“……一个地区被征服以后，紧跟着的，便是开发农业、进行殖民、筑造道路、兴建港口等等事业，所以一般的结果，那被破坏地区的物质复兴，能迅速地完成”⑦。 除了军人之外，受到皇帝惠顾的平民和商人也有机会在新征服的土地上安身立命。据记载，第三次布匿战争后，曾有6000名罗马公民（包括一些投机商人）在非洲获得地产，形成“一个非常有钱而又有势力的业主阶层，他们的世袭领地和大地产遍布全境”⑧。达契亚显然也有一批这样的罗马移民，他们是在图拉真皇帝征服之后陆续迁徙进入的。据称，当皇帝哈德良想放弃达契亚，把罗马军队撤回多瑙河南岸时，遭到了这些罗马移民的强烈反对，致使这一政策不能实行⑨。 为了保证罗马公民在行省中的数量优势，罗马统治者们在被征服地区实行了“掺沙子”的移民方式。如图拉真征服努米底亚及其邻近各省的土著居民部落之后，先将当地土著居民的全部土地没收，分别归入“皇产”⑩和私人地主名下，然后将失去土地的部落居民强行迁移到罗马人占领的其他地区，以补充罗马退役军人或皇产管理者所经营的各类田庄中劳动力的不足(11)。不久后，这类屯市很快获得了城市特权，在政府关注下建立了对当地青年公民进行军事训练的社团组织，使之成为罗马军队的后备力量。在这类屯市的外围农村，从事耕作的人群是大量的屯户（coloni，或译为佃户）(12)，而不是奴隶(13)。 进入帝国时期以后，特别是皇帝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确立了以军人为本的基本国策后，更多的军人或平民屯户出现在帝国已经征服或者是新征服的土地上，特别是皇庄和皇家的禁田（defensiones或defentiones）之上。塞维鲁重视多瑙河及叙利亚等地的农民，对他们的作战本领颇为赞赏，“竭力要在阿非利加创造一个类似的阶级”(14)。锡提菲斯地区出现的一些碑铭文件中，揭示了塞维鲁时期在上日耳曼尼亚、色雷斯、叙利亚、阿非利加、埃及等地安置移民的特点：他使农业居民（包括“蛮族”土著居民、士兵和罗马化的非拉丁居民，即“屯户”）集中居住于原本驻军的设防堡垒中，授予相应的自治权，使之承担维护边防的任务，在必要时则编入野战军上前线作战。这些屯市内的居民名义上是屯户，“其实是军事化的小地主”。于是，他们以这些碑铭文字表达对皇帝感恩戴德的情绪。他们所居住的农村，也成为“皇权的主要支柱”(15)。就这样，塞维鲁成功地实行了农民阶级的军事化，做到了藏兵于民，同时也有效地开发了边疆经济。后人注意到，4-6世纪以后，在叙利亚、埃及、北非和巴尔干半岛的色雷斯地区等军事“屯市”密布的农业区，其经济繁荣程度令世人瞩目(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