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92=74/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9)01-0030-20 我们常说，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是一个年轻的学科，而“年轻”则往往意味着不成熟。其实，中国人接触美国史知识的时间并不算晚，只是最初的一些出版物大多属于编译的性质。1949年以后，中国史学界对外国史的重视程度较以前大为提高，关于美国史的文章、教科书和专题小册子在数量上也趋于增多；但这些读物主要不是中国学者独立研究的成果，而是对苏联和美国“进步学者”论著中的材料和论点进行扩充加工的产物，并且带有“紧密配合当时的政治”①的痕迹，至多属于编写范畴。1978年以来，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时代，中国（仅指大陆地区）的美国史学科和其他学科一样，出现了过去不曾有过的发展势头。在以往30年里，这个学科逐渐摆脱了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支配，艰难地突破了编译和编写的樊篱，正在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学术探索的领域。虽然它至今还远远谈不上兴旺发达，但前景确实越来越鼓舞人心。 一 基本趋势和主要成绩 中国美国史研究的转折性发展，始于1978～1979年间。这期间发生了两件大事，为美国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据几位对中国美国史学科建设有着突出贡献的学者后来回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中美两国的正式建交，可以说是“我国美国史研究突飞猛进的起点”②，标志着它“迎来了自己的春天”③，从此“沿着健康的道路迅速发展，欣欣向荣”④。美国史研究本来是一种学术事业，为什么会受到国内、国际政治变动的决定性影响呢？ 在1978年以前的二十多年里，学者的思考和写作，受到政治权力和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支配和主导。“在那样的环境下，没有人可以不受到影响”⑤；当时的美国史研究者“常常感到一种‘紧跟’的负担”，研究什么，如何研究，都受到政治气候和权力意志的制约，对美国历史的基本认识，也必须遵循某种“公式”。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资料、信息和其他条件都很齐备，也难以开展独立而自由的研究；而缺乏独立和自由，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学术”。1978年以后，随着党和政府路线、方针的调整，政治环境渐趋宽松，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在政治和学术领域同时兴起。史学界在“文革”的“思想暴政”中受害最深，这时也提出了“实事求是”、“打破禁区”、“勇于创新”的口号，对“文革”史学进行反思和清算，开启了史学正常发展的大门。⑦美国史研究作为中国史学的一部分，也因时顺势地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时期。不过，此后中国的政治气候仍有阴晴寒热的变化，而美国史研究对这类变化似乎异常敏感。在较长一个时期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不仅仅是一种应景的口号，而的确是许多人打破禁区、敢讲真话的旗帜，并且在自己的观点遭到政治性质疑或批判时，还起到了某种保护和减压的作用。 中美关系与美国史研究同样有着密切的关联。1949年以后，中美两国长期没有外交关系，而冷战的形势又加剧了双方的敌对，这使得中国人了解美国的渠道很不畅通，而且也不存在公正了解的可能性。因此，那时人们关于美国历史的有限知识，许多都是扭曲性的。1979年两国正式建交，为真正的美国史研究创造了许多不可或缺的条件。缔交以后，两国都有相互了解的需要；就中国而言，更需要了解美国。正如罗荣渠教授当时所说，“为了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真正相互认识和了解，历史学科工作者肩负着特殊重要的任务，因为如果对于一个国家的历史缺乏正确了解，想要正确认识一个国家是根本不可能的”⑧。而且，敌对状态结束以后，过去那种以揭露、批判和攻击为取向的美国史写作，就有可能向学术性和知识性的方向转变。再者，政治关系的确立推动了两国间的学术交流，使美国史研究的学术条件也逐步得到改善。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和中美建交，还给美国史研究带来了新的“现实需要”。经济建设、政治改革和社会发展被视为头等大事，“现代化”成了举国上下的急切追求。人们需要了解先行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作为必要的参照和借鉴；而美国作为一个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其迅速发展的历史经验，自然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兴趣。这种兴趣触发了美国史研究者的激情，他们也热切地希望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服务于他们所理解的“现实需要”。另外，中美交往增加，需要知己知彼，对当前美国真实状况的了解，有助于制定适当的对美政策；人们普遍相信，关于美国历史的准确知识，乃是了解当今美国的基础。出于这种需要，对美国史、特别是20世纪美国史的研究，其目的就不再是批判和揭露“敌人”，而是寻求理解，以增进交往。 国际学术交流的开展，对美国史研究的影响可能是潜移默化的，但意义同样深远。借助学术交流，中国学者有机会了解美国的社会状况和学术动向，并且在材料、方法、理论和写作方式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可资借鉴的外来资源。国际学术交流的方式多种多样。1979年以来，不断有美国学者来华访问讲学，其人次难以精确统计。其中菲利普·方纳、赫伯特·古特曼、迈克尔·坎曼、奥斯卡·汉德林、埃里克·方纳和入江昭等美国史学名家的学术讲演，在中国同行中间产生了良好的反响。另有不少美国史学者作为富布赖特教授在中国内地的一些大学长期授课，对中国国内专业人员的培养颇有助益。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到美国访学，有机会了解美国社会和学术，并且收集研究所需的材料。青年学生也源源不断地到美国大学攻读学位，虽然学成归国者为数不多，但他们中不少人关注国内学术，通过回国讲学、发表中文论著、参加国内学术会议等方式，对国内的美国史研究和教学发挥有益的影响。另外，从1987年开始，国内先后举办了至少7次专题性的美国史国际学术会议。译介美国史学著作的工作也一直未曾间断，虽然所译多属一般性著作，而且偏于陈旧，但较之以往仅仅翻译苏联和美国“进步学者”的著作，已经是一种很大的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