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与冷战的相互影响成为国内外冷战史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具体范畴包括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社会科学理论家接近决策集团的方式及其影响，以及促使政策制定者提出社会科学研究要求的相关历史背景。①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沃尔特·罗斯托及其提出的“经济增长阶段论”也被当作这一范畴的典型研究对象。很多研究者从各自的角度探究“经济增长阶段论”这一发展经济学理论与美国对第三世界经济发展战略取向之间的关联。②本文意在探讨“经济增长阶段论”的意识形态内涵及其影响，以及如罗斯托这样亦官亦学的理论家在推动政策制定和实施所面临的困境。 一 “经济增长阶段论”的主要内容及其意识形态内涵 1950年代上半期，苏联明显增加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③在美国看来，这是苏联以经援为手段对欠发达地区进行的“政治渗透”。这样一来，苏联经济增长模式将成为引导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潮流的航标，“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世界”的斗争场所开始向第三世界转移。④日益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向美国提出了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抑制民族主义力量推行激进改革的冲动，引导新兴独立国家走上自由资本主义的道路，从而遏制共产主义。顺应时势，部分关注全球变迁的社会科学研究者积极倡导“政策科学”(Policy Sciences)的理念，郑重宣称其研究具有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性”，许诺可以生产出直接用于冷战斗争、塑造世界未来发展方向的知识工具。⑤在这一宏观历史背景下，罗斯托向新古典经济学以量化标准研究短期经济趋势的方法发起挑战，提出了旨在指导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道路的“经济增长阶段论”。 1952年，从事经济史研究的罗斯托出版了《经济增长进程》⑥一书，完全摒弃了在数据统计的基础上对经济发展态势进行短期评估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试图重构18世纪中叶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史，揭示持续增长和自由民主之间的关联，对长期经济发展趋势做出预测。他将英国工业革命作为人类现代化的开端和模型，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社会和个人可以相互协调、共同发展，并对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观点和苏联中央计划的经济增长方式予以驳斥。在罗斯托看来，英美经济发展模式才是欠发达国家未来现代化道路的指针，后者必然会像前者一样由“起飞”走向“自促增长”(Self-sustained Growth)。⑦ 1957年，罗斯托和米利肯共同出版了《一项建议：实行有效外交政策的关键》⑧。这本著作的前身是其撰写的一份对外援助政策研究报告。他们首先批评了美国外援政策中的四个错误理念，即外援的任务是赢得朋友，加强受援国的军事力量，确保私企在受援国的主导地位，以及通过消除饥饿来阻止共产主义影响的扩大。他们指出，虽然任何两个国家的资源、文化、历史和政治制度都不可能完全相同，但不同国家的发展道路却具有一定的共性，需要经过“前提条件阶段”、“起飞阶段”和“自促增长阶段”。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美国对外经济援助政策所应遵循的五个基本原则，即银行观念(根据受援国的资本吸收能力确定援助数额)；自助原则(受援国在提高有效利用资金的能力方面承担主要责任)；目的明确(援助国清楚地表明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或军事条件)；充分的国际性(推行国际通行的援助哲学和基本规则并协调各援助国的计划)；连续性(援助计划应做出相对长时间的承诺，避免美国国会的一年一审制)。⑨ 三年后，罗斯托又出版了《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⑩，“经济增长阶段论”正式出炉。(11)该书详细论证了一国经济增长需要经过的五个阶段，依次为“传统社会”(12)、“起飞的前提条件阶段”(13)、“起飞阶段”(14)、“走向成熟阶段”(15)与“大众消费阶段”(16)。随后，罗斯托将“经济增长阶段论”用于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他认为民族主义的发展方向大体可以分为外向(对外洗雪旧耻或扩张)和内向(巩固对地方势力的控制或推动经济、政治和社会进步)两种。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若干年后“共产主义威胁”下降，美国仍有可能受到欠发达地区朝敌视西方方向发展的重大威胁。因此，必须增加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开发援助，引导它们仿效西方工业化道路走向“起飞”并维持“自促增长”，继而成为合乎西方标准的民主国家。(17)对于共产主义，罗斯托将它看成是“过渡时期的一种病症”(a disease of the transition)。(18)共产主义“能使一国在没有产生足够数量的、有企业精神的商业中产阶级且领导人之间尚未达成政治共识的情况下推动和维持经济增长进程”。这种“病症”最易出现在大多数亚非拉国家正身处其中的“过渡社会”(“起飞的前提条件阶段”)和“起飞阶段”尚未巩固的时期。1950年代初以来苏联的“侵略”目光已由发达国家转向欠发达地区，在那里展开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心理攻势，以增强共产主义制度的吸引力，最终把美国赶出欧亚大陆。针对苏联的新战略威胁，罗斯托开出的“药方”是加强对第三世界长期发展的支持。(19) “经济增长阶段论”的内涵和逻辑明显地受到以往美国历史文化中的意识形态，特别是“自由主义传统”与“帝国主义理论”(20)的影响。“自由主义传统”在美国由来已久，内涵相当丰富，“经济增长阶段论”继承了其中的两项——“激进主义与革命是坏东西”(radicalism and revolution are bad)和“变革与发展并非难事”(change and development are easy)。(21)罗斯托指出，在战后新近独立的国家中，传统制度和文化正在消解，人民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预期迅速上升，且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只有通过暴力变革和否定民主制度才能实现他们的愿望。共产主义的存在使“民族国家建构”对美国来说更具威胁。(22)他从“经济增长阶段论”出发提出了对策。在他看来，亚非拉地区的战后发展进程与18世纪后期、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其他工业国经历过的“起飞的前提条件阶段”和“起飞阶段”极为相似。因此，他十分强调打破发展中国家走向“起飞”过程中的资金和技术瓶颈的重要性，以及经济增长对于传统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改造作用，而相对忽视当地政治、社会和文化中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尤其是殖民统治留下的各种“后遗症”。(23)罗斯托建议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发起一个五年开发援助计划，分别提供100～120亿和20～30亿美元的资本和技术援助。若该计划延续至10年，最终可使“自由世界”所有欠发达国家的实际人均年收入每年增长至少1.5％～2％。(24)更重要的是，外援将推动亚非拉地区的民族主义力量把主要精力用于现代化建设，继而建立一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共同体，为美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存续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