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崛起成为亚洲强国，向亚洲大陆扩张国权和扶持民力向南洋发展成为其基本国策。从此，日本开始对南洋华侨的历史与现状进行长期和全面的调查研究，直到日本帝国崩溃才戛然而止。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形式的调查报告资料，① 对于研究南洋华侨史乃至中日关系史和太平洋战争史都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以近年来日本出版的《20世纪日本关于亚洲研究重要资料（3）》中收录的48种调查报告资料为中心，② 集中探讨1937—1942年间日本政府和国策会社对南洋华侨的调查及其影响，开拓中日关系史研究的新领域。 一、日本帝国的“南进”政策与对南洋华侨的调查 日本政府重视对南洋华侨的调查，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早在19世纪50—60年代，日本思想界就提出了日本民力向南洋扩张的课题。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割占中国台湾，为其“南进”奠定了现实基础。日俄战争以后，日本获得了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南半部的特殊地位。这样围绕着日本帝国的长期发展战略，日本陆军部和日本海军部分别提出了建立“大陆帝国”或“海洋帝国”的战略方针。190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帝国国防方针》，明确提出了日本将向亚洲大陆扩张国权和扶持民力向南洋发展的基本国策。③ 此后，日本对外扩张的方向偏重在“北进”，“南进”暂时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日本在中国大陆的侵略行径，激起了南洋华侨的抵制日货和抗日运动。日本政府和国策会社对南洋华侨的调查。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日本政府指定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和台湾总督府外事部作为“南方研究情报机构”，负责深入地调查研究南洋各地的自然人文环境。④ 苏俄革命时期，美日共同出兵东西伯利亚成为日本“北进”政策发展的转折点。从此，日本军国主义集中力量攫取在中国大陆的特殊权益。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深重的民族存亡危机中，南洋华侨的救国捐款、向中国西南地区的投资、购买国债等豪举，有力地支撑着战时中国财政。中日战争的长期化态势，推动着日本军国主义“北进”与“南进”的合流。⑤1939年6月21日，兴亚院、大藏省、陆军部、海军部、拓殖省、商工省联席会议通过了《关于在中国对华侨工作统制的决定》。其中规定：为了断绝南洋华侨与中国国民政府的联系，使华侨的经济力量为日军控制地区建设服务，日本政府应采取必要的措施。⑥ 日本政府和国策会社对南洋华侨的调查，也随之进入新的阶段。除满铁调查部和台湾总督府外事部继续从事南洋华侨调查以外，三井物产这类的财阀组织以及从满铁分离出来的东亚经济调查局和兴中公司也加入其中。日本政府每年拨付300万日元专项经费，资助关于包括南洋华侨调查在内的“南方圈调查”。⑦ 台湾总督府外事部从1929年起开始编辑出版《南洋年鉴》。1937—1941年期间，东亚经济调查局和满铁调查部公开刊印了两套分别讨论越南、泰国、马来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地华侨的专集《南洋丛书》和《南洋华侨丛书》，共计11种，⑧ 以唤起整个日本社会对南洋华侨问题的关注。 1940年7月27日，日本帝国大本营联络会议通过《随着世界形势变化的时局处理要纲》，决定“在促进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同时，捕捉良机解决南方问题”。1941年9月6日，御前会议决定《帝国国策实行要领》，以10月下旬为目标完成对美国（英国、荷兰）的战争准备。⑨ 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政府和国策会社对南洋华侨的调查达到鼎盛，将南洋华侨调查的重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更加注重选择与战争直接相关事项的调查。在参与南洋华侨调查的机构中，各种力量都被动员起来，特别是占领东南亚的日本军政当局直接进行调查。 澄清日本政府和国策会社对南洋华侨调查的背景和目的，乃是洞察这种调查活动内情与实质的锁钥。可以说，日本政府和国策会社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对南洋华侨历史与现状的调查，是日本帝国“南进”政策发展的直接产物，也是日本政府为了解决在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面临的深刻矛盾所展开的“国策研究”。这一性质，无论如何都是难以否认的。 二、日本政府和国策会社对南洋华侨调查的主要事项与政策建议 就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资料而言，日本政府和国策会社最早的南洋华侨调查，可以追溯到1914年台湾总督府指令台湾银行进行的“南洋华侨侨汇调查”。⑩《20世纪日本关于亚洲研究重要资料（3）》收录的这48种关于南洋华侨的调查报告，主要反映了日本政府和国策会社在1925—1944年期间的调查活动。即使是在这个范围以内，从直接参与南洋华侨调查者的属性上来看，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日本政府机构，包括陆军部、海军部、外务省、大东亚省、兴亚院、日本驻台湾总督府、东南亚派遣军司令部、波集团司令部等。第二类是像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台湾拓殖株式会社这样的“国策会社”。第三类是像三井物产株式会社这样的财阀组织。第四类是像东亚研究所这样的“国策调查”研究机构。从南洋华侨调查的主要事项来看，最受重视的莫过于南洋华侨反日和抵制日货运动调查、战时中国经济与南洋侨汇关系调查、南洋华侨侨领及社团调查、南洋华侨与其他种族关系调查等课题。从调查方法与资料特色方面来看，包括综合调查、专题调查、文献调查、实地调查、委托学者调查等多种类型。其中，在文献调查方面，既包括在利用文献资料基础上的分析性调查研究，也包括直接翻译中文或外文文献资料。在委托学者调查方面，井村熏雄的《列强在华投资与华侨侨汇》、小林新作的《支那民族的海外发展：华侨之研究》，都属于非常典型的事例。前者是受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委托，后者则将其真实背景隐藏起来，只在其书序言中说明“昭和四年四月曾在某省内印刷”。(11)在实地调查这一类型中，既有短期调查后提出的调查报告，也有利用长期生活或任职于南洋者完成的调查报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调查报告是文献调查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产物。台湾总督府外事部提交的《南洋华侨领袖名簿》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这份调查报告，最初是台湾总督府临时情报部1939年6月编印的“绝密”工作手册，长达553页，共计8164条，汇集了当时香港、越南、菲律宾、泰国、马来亚、新加坡、沙捞越、印度尼西亚、缅甸等九个地区知名华侨人士的姓名和学校、会馆、社团、商号的名衔和地址，并且预留“备考栏”，供占领军或情报人员实地考察添注之用。(12)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1941年11月，曾经根据新的调查资料予以修订。现在的调查报告版本，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根据实地调查结果再次修订的版本，其篇幅已经缩减到99页。(13) 日本政府和国策会社对南洋华侨的调查，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内容之全面，都是非常罕见的。下面，我们具体而微地剖析日本政府和国策会社关于南洋华侨调查的主要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