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是重要的中东伊斯兰国家，自凯末尔革命以来顺利地走上了现代化和世俗化的道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强力推进的凯末尔世俗主义改革，奠定了现代土耳其的世俗基础，使土耳其成为中东伊斯兰国家进行世俗化改革的先锋和模范，在中东北非地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国内外学术界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① 然而，土耳其国家与宗教的关系依然错综复杂，有伊斯兰教背景的政治力量和政党在政治上不可小觑，20世纪90年代中期，繁荣党上台执政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进入21世纪，正义与发展党在2002年和2007年议会选举中连续两次获胜，并单独组阁，从政治上动摇了凯末尔世俗主义的地位。穆斯塔法·凯末尔去世已经70年，这期间，土耳其经济、社会、政治和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为我们反思和重新评价凯末尔世俗主义改革，重新认识土耳其国家与宗教的关系提供了实践基础。本文力图从土耳其作为边疆国家的特殊性与身份认同的双重性视角，重新解读土耳其国家与宗教的关系，反思凯末尔世俗主义改革。 土耳其边疆国家的特殊性 奥斯曼帝国地跨欧、亚、非三大洲，是联结中世纪与近代世界的多民族、多宗教与多元文化的世界大帝国。虽然伊斯兰教是国教，素丹兼哈里发，但帝国在宗教上采取宽容政策，允许基督教徒、犹太教徒“自治”，实行所谓的“米勒特”制度（the millet system）。帝国在鼎盛时期，在欧洲占有大片领土，曾是欧洲的主导性力量。换言之，帝国的疆域跨越了伊斯兰教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帝国疆域内民族构成亦相当复杂。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帝国逐渐沦于守势，作为欧洲均势中的一极利用均势外交延缓从欧洲的撤退。18世纪末以来，开始效法欧洲，维新图强，百年改革历程为凯末尔毅然决然地选择欧洲文明的世俗主义改革奠定了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葬送了奥斯曼帝国。凯末尔在“乱世”中崛起，拯救土耳其民族于危亡之中，以安纳托利亚本土为基础，创建世俗民族共和国。无论从领土或疆域规模、民族与宗教构成还是立国的基础（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合法性来自于伊斯兰教，土耳其共和国的立国之基是西方人民主权论），抑或国家与宗教的关系上，土耳其的创建都是历史的飞跃、事物发展演进中的质变，是一场彻底的革命。然而，通过深入考察奥斯曼帝国与现代土耳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发展的延续性。首先，现代土耳其依然是一个边疆国家，其领土主体部分在亚洲，在欧洲的部分领土使之成为跨越亚、欧两洲的边疆国家，并强化了土耳其人的欧洲记忆，即帝国曾在征伐欧洲中立下赫赫战功，是欧洲重要的一极。实际上，17世纪末以来效法欧洲的百年改革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帝国的欧洲性。帝国遭遇欧洲资本主义列强的挤压而不断从欧洲撤退，相当苦涩，却又是推进改革的强大动力。总之，土耳其人的欧洲记忆十分复杂。其次，在民族与宗教构成上，土耳其依然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显示出与奥斯曼帝国的某种继承性。凯末尔竭力构建民族和宗教上具有同质性的现代民族国家，但安纳托利亚东南部是库尔德人的传统聚居区，土耳其境内还有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等其他少数民族。宗教上，主要有逊尼派与什叶派（阿拉维派）之别。可见，土耳其仍然是“马赛克式”社会。 从奥斯曼帝国到土耳其共和国，中心—边缘二元结构一脉相承。所谓中心与边缘，首先是语义或地理层面上的中心与边缘，即以首都为轴心的相对发达的地区与外围相对落后、中央控制与影响较弱的边疆省份，这是一切大帝国的共同特征，奥斯曼帝国尤为突出。与此关联的是阶层或集团维度的中心—边缘分裂。素丹处于国家体系的顶点，与其官员保持着家长式专制统治关系。数百年来，素丹作为世俗统治者获得了政治合法性与力量。素丹个人是脆弱的，多位素丹被不满的集团赶下台，但后者小心翼翼地维护素丹制。在素丹兼哈里发后，其地位更加巩固。简而言之，文官、军人和宗教机构代表国家，素丹处于其顶端，成为帝国强大的政治中心。边缘包括地方显贵、部族领袖、伊斯兰苏菲和广大农民。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具有动态性，并非恒定不变。边缘即外省显贵可能强大到暂时取代中心，如1808年他们率军队强行进入帝国首都，但只维持了十年。国家精英效法欧洲的上述现代化改革，加剧了中心—边缘二元分裂，凯末尔主义改革亦然。共和国建立后，凯末尔主义改革并没有渗透到绝大多数人生活的农村和小城镇，中心仍占主导地位。甚至晚至20世纪50年代，多数农民仍未进入国家的政治生活之中。“在乡下，权力由传统上控制农民的贵族和地主阶级分享。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典型的农民仍然一般把政府领导人称为‘我们的主人’，在被要求就国家政策发表意见时感到害怕……”② 奥斯曼帝国中心与边缘分裂最突出的维度是文化鸿沟。在从部族权力向多民族帝国过渡的过程中，奥斯曼人模仿波斯人、拜占庭人和阿拉伯人的语言与行政传统，造成中心与边缘的文化鸿沟。例如，奥斯曼语言逐渐变得几乎让安纳托利亚社会的土耳其人理解不了。最终，中心与边缘的鸿沟具有宗教维度。③ 国家与宗教失衡的二元结构，亦是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共和国一以贯之的传统与重要特征。从宗教和文化上看，奥斯曼土耳其人具有深厚的伊斯兰传统。突厥人皈依伊斯兰教经历了好几个世纪，奥斯曼人信仰伊斯兰教至少有上千年以上的历史。在奥斯曼人南征北战、开疆拓土建立大帝国的过程中，高举伊斯兰教的圣战武器。然而就国家（或政权）与宗教的关系而言，无疑国家（政权）先于和高于伊斯兰。只是在16世纪，素丹获得哈里发称号后，帝国才成为政教一体的封建军事大帝国。古典奥斯曼政治理论认为，国家与宗教是一对双胞胎，但其中“国家”更能胜任。换言之，得到司法、财政和军事体系支持的政权更加强大，伊斯兰教处于次要地位。其次是伊斯兰教二元结构。奥斯曼精英赞成正统的逊尼派，宗教机构成为国家机关的一部分，此即官方伊斯兰。苏菲派则在民间广为流行。但是，政权的伊斯兰性质在素丹合法化和统治精英在虔诚民众眼里的合法化上发挥关键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伊斯兰教提供了共同的词汇，是国家精英与民众之间的文化桥梁。最后，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帝国面向欧洲的现代化改革导致国家层次的世俗化浪潮，激起乌莱玛的不满，帝国的政教关系复杂化。随着世俗化的推进，大多数乌莱玛发现自己处于边缘地位。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