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40年代，遭受纳粹德国种族迫害被迫出逃的50万中欧犹太难民流向了75个国家，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接受了其中的13万。在犹太知识难民集中到达美国的1933—1941年间，仅来自德国、奥地利两国的犹太难民就达104098人，他们当中的7.3％，即7622人属于知识难民，其中有1090名科学家、811名律师、2352名医生、682名记者、645名工程师、465名音乐家、296名造型艺术家、1281名作家和其他文化艺术工作者。① 这意味着从德国、奥地利两国社会和文化生活中遭到驱逐的约12000名文化精英中，至少有63.3％被美国所接受，而在约1400名流亡科学家中，也至少有77％被美国所接受。② 如此之多有犹太血统的知识难民流亡到美国，不仅构成了一场整体性的文化转移，也无疑为该国带来了人才上的巨大收益。但是这场文化转移绝非简单的人才位移，因为来自任何国度的知识精英要想在美国生存下来并有所作为，必须首先适应美国社会的文化环境。而这些讲德语的犹太知识难民却在美国这个英语世界里首先面临了共同的“失语性”（Sprachlosigkeit）问题，“德语母语，作为他们过去表达信息、理解、思想、情感以及与人沟通的手段，已经丧失了功能”。③ 在这种“母语丧失”或“母语被剥夺”的情况下，这些“新来者”要想适应这种陌生的文化环境，一个最为根本性的前提在于：必须尽快地掌握这个客居国社会的语言，尤其是他们的职业语言。因此，当人们在思考这场文化转移与美国成为“世界科学、文化中心”两者关系的同时，这个问题是必须提出来的：这些讲德语的犹太知识难民们是如何经历这场“失语性”问题考验的呢？ 在这些讲德语的知识难民当中，流亡律师、医生、记者和工程师的影响范围只涉及日常生活和物质生产，并不对美国的科学、文化发展直接产生影响，从事这些职业的人在美国也并不被视为“知识分子”，况且这些人要想在美国重操旧业，不仅有克服语言障碍的问题，还涉及“从职业上完全重新学习”的问题。④ 但流亡作家、科学家和艺术家则不同，这些精神产品的创造者只要在美国克服了职业上的语言障碍，就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才能，因此，能否克服职业上的语言障碍问题，也就成为他们能否对美国的文化、科学和艺术发展直接产生影响的关键性问题。有鉴于此，笔者将目光特别集中于这些讲德语的、有犹太血统的流亡作家、科学家和艺术家在美国遭遇的“失语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将有助于对20世纪30—40年代产生的这段流亡社会史的深层次研究，并能更好地理解这场来自于欧洲的整体性文化转移对美国成为“世界科学、文化中心”的影响及意义。 一、流亡作家的“失语性”问题 讲德语的、有犹太血统的流亡小说家、诗人和文学评论家构成了一个纯粹靠母语为生的难民作家集团，这个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最初都选择欧洲大陆上的周边邻国作为自己的流亡首选国。然而，难民作家的这场流亡能否成功，取决于他们能否继续从事职业写作，他们继续作为“自由撰稿人”的存在和影响，也决定性地依赖于出版的可能性。因此，对他们来说，出版商甚至显得比客居国的文化环境更为重要。这就导致了难民作家的流亡与众不同：他们过去围绕着出版商形成自己的职业圈子，而在1933年后也往往与这些出版商一起流亡。 德国有犹太血统的出版商布鲁诺·卡西尔（Bruno Cassirer）、戈特弗里德·贝尔曼·菲舍尔（Gottfried Bermann Fischer）、库尔特·沃尔夫（Kurt Wolff）、雅可布·黑格内尔（Jakob Hegner）、格斯荷姆·朔肯（Gershom Schokken）、鲁道夫·乌尔斯坦（Rudolf Ulstein）以及格奥尔格·魏登费尔德（Georg Weidenfeld）等人，早在希特勒上台前夕便开始向邻国转移资金，并在流亡中新建或继续经营他们的德语出版社。⑤ 不少欧洲邻国有犹太血统的出版商，如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埃马努尔·克里多（Emanuel Querido）、阿尔勒特·德·朗格（Allert de Lange）以及瑞士苏黎世的埃米尔·奥帕雷希特（Emil Oprecht）等人，也专门为这些流亡作家办起了重要的流亡出版社。⑥ 这些流亡出版商的活动并非出于经济利益，而是出于人道主义和政治上的反纳粹主义立场。正是这些出版社构成了流亡作家群体的核心，并为他们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出版形式，从而使他们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失语性”问题的困扰。 纳粹德国于1938年3月吞并了奥地利，又于1939年3月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走向战争的欧洲紧张局势推动着越来越多的德国难民作家流亡到英语世界，但难民作家的绝大多数仍然留在西欧邻国，仅在法国就聚集了1000多人。在纳粹德国“闪击”西线、法国战败之后，他们中的602人，在美国民间援救组织“紧急援救委员会”委派的代表瓦里安·费赖伊（Varian Fry）以及设在“维希法国”马赛的“美国救济中心”的帮助下，于1940年10月至1941年9月间，分数批过境西班牙，并乘希腊邮轮最后流亡到了美国。⑦ 其中的著名人物有约瑟夫·魏特灵（Josef Wittlin）、利奥·福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汉斯·萨尔（Hans Sahl）、安娜·赛格尔斯（Anna Seghers）、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
blin）、阿尔弗雷德·波尔加（Alfred Polgar）、阿尔弗雷德·诺伊曼（Alfred Neumann）、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戈洛·曼（Golo Mann）等，此外还有著名电影艺术评论家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以及后来在美国成为著名政治学家的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他们的到来，使流亡美国的作家人数猛然上升到700人。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