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西蒙斯的大尺度环境通史研究

——研究内容、方法、特点与启示

作 者:
贾珺 

作者简介:
贾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
学术研究

内容提要:

英国地理学家伊恩·西蒙斯教授长期从事环境史研究,大尺度的环境通史是其主要研究领域。与研究环境史的史学家相比,其认识论及方法论有明显的自然科学特色,也为致力于跨越学科疆界、应对跨学科挑战的历史学家带来了有益的启示。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09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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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12-0097-08

      在英国环境史学界,地理学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其研究视角和方法也给历史学家以启示。其中达勒姆大学(Durham University)地理系的退休教授伊恩·西蒙斯(Ian Simmons)不仅是著名的地理学家,也是一位高产的环境史学家。① 但我国学界鲜见对其学术生涯进行全面研究。

      西蒙斯1935年出生于伦敦东区的一个工人家庭,先后获得伦敦大学学院哲学博士学位(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1962年)、达勒姆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81年)和阿伯丁大学荣誉理学博士学位(University of Aberdeen,2003年)。他长期从事地理学、生态学和生物地理学的教研工作,从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研究环境史。与历史学家相比,其认识论及方法论有着明显的自然科学特色——时间上溯至中石器时代,空间重地域而非政区。英国环境史家T.C.斯莫特(T.C.Smout)认为,“西蒙斯对史前人地关系的研究振聋发聩”。[1](P543) 美国环境史家J.D.休斯(J.D.Hughes)则高度评价西蒙斯的《环境史概说》体现的研究方法及特点,认为它给“想从历史地理学且不是美国人的历史地理学中寻找方法的人”提供了另一类研究路数。[2](P115) 而从研究内容的时空特征看,西蒙斯环境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是不同尺度的环境通史,这里仅对其大尺度的环境通史研究(全球环境通史)加以探讨。②

      一、主要代表著作

      西蒙斯的全球环境通史代表作有三部,即:《改变地球的面貌:文化、环境与历史》、《环境史概说》和《全球环境史:公元前10000年到公元2000年》。第一部是西蒙斯在环境史领域的最早尝试,1989年初版,1996年第二版。第二部出版于1993年,被翻译成法、德、日等多种语言,是反映其环境史研究方法特点的重要文本。第三部是其刚刚出版的力作,从写作大纲上看,原有的单向视角已经有所变化。由于笔者还未见到第三部著作的全书,这里主要介绍第一、二部。

      (一) 《改变地球的面貌:文化、环境与历史》

      全书共分七章。第一章是总述。首先回顾了西方、特别是地理学家对人地关系的二元论,同时认为西方之外的思想家虽然提出了与之相反的认识(如道家的“清静”、“无为”),但人们在砍伐森林等实践活动上与西方并没有太多不同。其次分析了生态学在研究人地互动关系上的优势。第二到第六章是西蒙斯进行的分期研究。西蒙斯把生态系统和能量流动作为全书主线,用处于主导地位的能量形式为文明分期——与“体能”、“火”、“畜力”、“风与水”、“化石燃料与核能”相对应的,分别是“远古人类及其环境”、“新猎人”、“农业及其影响”、“实业家”和“核时代”五章。每章都主要探讨了生态系统在各能源技术阶段的变化,并通过例证揭示了日益巨大和复杂的能量流动,展现了地球面貌由此在每阶段、各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当然,西蒙斯仍旧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人的作用上,探讨了人们“无意识改造”带来的“环境影响”,和“有意识改造”带来的“环境管理”的过程及后果。③ 第七章是结论,在此,西蒙斯对自己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梳理。

      从研究内容来看,西蒙斯对广度的追求超过了在具体问题上的深度追求,是对人类影响自然之历程的整体回顾,而且基本视角和方法都来自生态学——这两点在当时的地理学界都是少见的。具体来说,其研究内容和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生态学研究人地关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思想和历史知识,不能使当前的研究深入化,因为它们没有给探讨人对环境的影响提供合适的载体……人与自然的二元论思想,同样不能使当前的研究深入化,因为它不能为探讨人类改变环境的历史提供合适的框架。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方法论中,生态学及其诸多系统模型是最适合研究这一问题的,特别是需要在时间的长河中探讨这一关系的时候。[3](P8-9)

      西蒙斯认为,生态系统这一概念有两个优点,可以用于解决上述问题。首先,它不受空间、范围、层次规模的影响,可以很好地嵌入各种研究对象中。其次,它能表达8个内容及特点:能量流动、营养流动、生产力、人口机制、演替、多样性、稳定性和改变程度。其中至少有5个可以量化,且除“改变程度”外,有7个要素可以通用于对“自然系统”和“人影响到的系统”的分析和评估。[3](P11,Table 1.1) 因此。生态学不仅需要用于人地关系研究,而且也可以凭借其精确性、系统性及动态性特点,提供另一视野下的人地关系审视。

      2.生态系统在各能源技术阶段的变化。

      西蒙斯把生态系统和能量流动作为全书的主线,对“远古人类及其环境”、“新猎人”、“农业及其影响”、“实业家”和“核时代”进行了分期审视。在每一阶段,都对能源技术的发展(有时还包括其在时空中的扩张与延续)、能量流动的过程及特点加以细致介绍,最后还对各能源技术阶段的人口、资源与环境之关系分别加以总结。

      通过对人类获取能源的方式以及其后各种能量流动过程的审视,西蒙斯展现了各能源技术阶段的生态系统特点及其变化,并且在人口、资源、改变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对比:

      原始人对环境的影响仅在后期的频繁火烧,或对某种动物的大规模猎杀。……尽管如此,其对环境的改造能力是存在且不容忽视的。[3](P42)

      狩猎采集时期的早期人类,人口密度一直很低,大规模改变自然的活动不大可能发生。人们在满足直接需求外,还有了储备资源的要求……以不多的人口和有限的工具对环境进行了改造,带来短暂而非持久的压力。[3](P84-85)

      农业时代人口激增,大量土地用于农垦。林地生态因木材需求而被改变,海洋生态也开始受到影响……[3](P19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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