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1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8）06－0033－08 全球史观（Globalgeschichte）是研究与描述世界历史的一种新的思路与方法。它摈弃了近代以来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历史学编纂传统，关注不同人群、不同社会、不同民族和不同文明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力求从人类社会的整体视角出发重构世界历史[1](p.39)。全球史观发源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美国，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霍格森等人的史学著作点燃了对“新世界史”的论争，并由此引发了对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反思。经过40多年的发展，全球史观的影响早已超出美国的范围，辐射到世界其他国家。近年来，全球史观在德国史学界也掀起热潮，并呈现出“跨民族史”的形式与特色。本文拟对德国史学界近年来蓬勃兴起的跨民族史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跨民族的内涵和研究方法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等等进行探讨。 一、跨民族史兴起的社会和学术背景 德国曾经是西方史学的中心，是近代历史科学的发源地。以兰克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倡导“据实直书”，重视原始档案，将档案文献视为惟一可靠的史料来源；主张史学为民族国家利益服务，把民族国家的政治史作为研究重点，把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研究与叙述的基本单位。历史主义意识在德国史学界根深蒂固，它曾排斥一切与之相抵牾的理论探索与学派，例如斯宾格勒的宏观文明比较研究，以及兰普瑞希特的文化史学。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起，兰克历史主义学派趋向于衰落，在西德史学界出现了批判社会史学派。这一学派把研究重点放在现代工业社会的结构和进程上，借鉴社会科学的发展理论和现代化理论，以“民主”和“自由”（而不是以民族国家利益）为准则，对德国的历史主义学术传统进行批判性的重新审视。但是，批判社会史学派的研究止步于“民族中心的社会史”[2](p.24)，仅仅关注德国社会内部的发展，连西欧国家都少有涉及，对世界其他地区历史现象的描述更是鲜见[3](p.466)。两德统一后，德国史学界一度热衷于强调民族文化的同质性，民族国家史的传统范式又重新回归。 然而，德国人并不缺乏书写世界历史的热情。早在中世纪，弗赖津主教奥托便从世界史的视角撰写了8卷本的《两国的编年史》①。在崇尚理性、奉行世界主义（Kosmopolitismus）的启蒙时期，德国人文学者对世界历史和历史哲学萌生过浓厚的兴趣，写出了《人类历史的哲学猜想》②、《世界通史概要》③、《世界史之我见》④、“世界史的含义及研究目的”⑤等著作和论文。赫尔德所著4卷本《人类历史哲学思想》、康德所著《一个世界公民的通史观念》和黑格尔所著《历史哲学》等等探索人类历史命运的著作，均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世界历史的性质。20世纪初期，兰普瑞希特为首的文化史学派也出版了多部世界历史专著；这一传统在原民主德国的莱比锡大学历史系得以继承，该系的世界史学家在进行亚非拉殖民史和革命史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欧洲与非欧洲地区的历史进行了综合性的考察，试图展现以社会的变迁而非民族国家的演变作为阐释近现代世界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新思路[4](p.20，pp.1057～1058)。从上述情况来看，全球史观在德国并非没有思想的和学术的基础。 历史学家虽然以描述和解释过去为己任，但是他们的历史研究却常常出于对现实的关怀，出于对当前某些社会现象或社会行为进行解释的需要。 1989—1990年，随着柏林墙倒塌与东欧剧变，整个欧洲（而不仅仅是西欧）的历史开始进入德国史学家的视野。近年来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国际间各种政治、经济问题的跨国化解决方式，都促使德国史学家的目光逐渐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更加关注欧洲各个国家与地区之间的联系与交流。20世纪末叶，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5](p.10)。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思维局限性格外凸显，认为民族国家是一个封闭的、内聚的和边界清晰的统一体⑥ 的思想备受质疑。历史学家日益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即今天的许多事物只能在全球紧密关联的语境中才能理解和阐释。事实上，德国历史学家这时已经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生活和学术发展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欧洲一体化进程和全球化进程明显加速，社会流动性加强，研发与生产中心向低成本国家转移，而就业人口向高收入地区转移，随之出现了社会稳定感丧失、失业率提高和福利水平下降等等后果，在德国民众中引发了相当大的恐惧和迷茫心理，他们需要思想学术界对这一切作出解释，帮助他们理解这种社会变迁，帮助他们重新在社会生活中确定自己的位置；另一方面，“跨民族研究”、“全球化社会学”、“全球化政治学”、“全球化文化学”、“全球化政治经济学”、“全球化国际关系学”等等一系列交叉学科纷纷建立，对历史学构成了严重挑战。正是在这两方面的压力之下，德国学者不得不开始了研究领域的重大转向，这一转向直接导致了跨民族史的兴盛[6]。 如果说，跨民族史的兴起是由于时代和社会的需求，那么如何从事跨民族史研究则受到当代学术思潮的影响[7](p.5)，特别是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 众所周知，西方很多重要的思想观念均形成于启蒙时代。科学、理性、人本、进步构成了西方学术思想的基本原则，并被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西方社会发生了普遍的信仰危机，人们开始对启蒙时代以来所深信不疑的理性追求产生动摇，对战后西方社会的弊端开始进行反思和批判，这导致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诞生。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整个现代知识体系都提出质疑，虽然史学对后现代主义的感应相对滞后，但也无法避免它的猛烈冲击。以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和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为例。福柯对西方的知识史和认识论历史作了考证，发现历史并非是“连续不断地进步的统一过程，而是在权力的暴力作用下产生的无数碎片组成的网状体”[8](p.174)。在他看来，传统史学家以编写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为己任，其实是在做着与其使命背道而驰的工作。受福柯“权力话语理论”的影响，赛义德以其《东方学》一书开创了后殖民主义研究。他用后现代主义思想研究西方与东方，即资本主义殖民扩张以来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发现西方殖民者文本中的“东方”或“非西方地区”并不是真正地理意义上的东方，而是作为理性和进步的对立面，作为凸显西方文明优越性的“他者”而被西方话语虚构出来的概念，这一概念当中充满了种族主义的歧视与偏见，反映了东西方之间不平等的历史事实和西方的“学术霸权”[9](pp.620～629)。后殖民主义对西方现代主流话语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这种批判不仅动摇了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观念，也动摇了传统史学范式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