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化理论问题 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曾得到过积极的研究，这与认识非殖民化进程和战后时期很多传统社会的民族振兴的必要性密切相关。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相交之际，西方数度召开关于政治现代化的学术会议。1965-1970年间推出了一系列相关著作：例如：Г.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Д.爱普杰尔的《政治发展观》，Л.帕伊的《政治发展概念》，С.爱森斯坦的《现代化：抗议和变化》，С.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等等。所有这些著作中，尽管在术语上有些不同，但都着眼于政治发展理论和政治现代化理论的概念问题。现代化理论反映了社会政治发展的一个阶段：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阶段。前者的特点是：社会结构稳定、不灵活，社会流动性低，生活方式奉行传统道德，社会的经济基础主要是农业经济，政治体系坚持正统主义原则，实行世袭君主制形式。后者的特点是：社会经济进程的高度发展，占统治地位的不是传统而是法律准则，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工业经济。 从政治制度角度而言，现代化意味着向民主制度及其特征过渡，如：权力机关的选举制，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制，人民权利的法律保障，地方自治，自治的公民社会等等。就欧洲文明而言，传统社会属于封建社会，而向现代社会过渡是迈向工业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将现代化分为两种类型：内源性的和外源性的（或者回应型的）。内源性现代化的本质是在内部发展的基础上向现代社会过渡。外源性的现代化是在利用先进国家经验的基础上而实施的赶超型的现代化。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为现代化理论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反面教材。无疑，从现代化理论角度而言，最罕见的特殊现象当推俄罗斯的当代发展问题，这已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 二、现代化理论语境中的俄罗斯历史 现代化理论反映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现代化被认为是世界范围的进程，在这一范围内，所有国家、所有社会不可避免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但这些过渡不是同时发生的，并且是以不同形式——进化方式和革命方式，在经济和社会的决定性作用下，或者相反，在政治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下进行的。 人们划分出了几个所谓的现代化层次。[1]10-16首先是西欧和北美国家，这些国家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发生得最早，其渐进发展的结果形成了现代化的第一层次。第一层次国家发展的特点是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前提的成熟相对同步。经济和社会前提：封建关系率先分化，工业技术广泛传播，手工工场内部分工日益精细，发展势头良好，“第三等级”的队伍壮大；法律前提：罗马法及其主要原则构成了国家法律的基础，后来确立了法律至上原则；政治前提：王权与国会之间博弈已见分晓，分权制机制运行正常，资产阶级政党制度的生命力逐渐显示出来；文化前提：从12-13世纪起，欧洲的识字水平很高，而兴办学校和大学，推广和完善印刷术，则加速了知识的普及，但最重要的是始自于文艺复兴、继而在宗教改革时期最终确立的个性解放原则。总之，上述诸因素产生连锁反应，经济和社会前提的积累促使16-17世纪文化的巨大进步，而文化进步则助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最终成为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先决条件。 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第二层次国家如俄罗斯、日本、土耳其等国家，步入现代化进程。晚步入现代化道路的国家面临着既要变革社会，又要在先进社会的环境中保持一体性的双重压力。第一层次的先进国家对他们而言，即是榜样又是外部威胁。第二层次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更多地源于外部，自身发展的内部条件无法与第一层次国家相提并论。第二层次国家实施现代化过程中国家的倡导作用一再强化，由此经常产生改革速度过快的问题，从而诱发社会不均衡和社会冲突，也容易诱发政治强制。换言之，第二层次国家以赶超型现代化发展为突出特征。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第三层次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方步入现代化进程。第三层次国家与第二层次国家的外部条件确有相似之处，但二者区别甚大。第三层次国家处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地位，作为西方国家的原料供应者，其单一的经济结构制约了现代化进程。 根据学者的观点，如今东方国家形成了三种基本模式。[2]480-490第一种模式是日本模式，包括一些远东国家和地区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其特点是自由市场、私有制和民主制度完全居主导地位。第二种模式是印度模式，其特点是按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即在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的基础上顺利发展，但在很大程度上保存着传统的社会结构。第三种模式是非洲模式，其特点是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同落后的生产组织并存。如果说在第二种模式的国家中西方的经济模式与民族经济水乳交融，那么在非洲模式的国家中落后的农业生产状况令人担忧，尤其是人口和粮食问题严重地制约了社会发展。 现代化与西方化，即模仿西方、追求与西方类似之间的关系问题值得关注。С.亨廷顿分析了非西方社会受到西方影响时可能做出的三种回应方式：既拒绝现代化，又拒绝西方化；同时接受二者；接受前者，拒绝后者。[3]102显然，当言及政治现代化时，无不谈到西方文明所标榜的议会民主制度、标准和价值观。但是现代化过程不一定必然丧失原有的民族文化和文明一致性。日本是这种现代化的范例，它奉行西方自由民主的标准与价值观，同时保持了自己文明的独特性。 在全世界现代化进程语境中提到俄罗斯的历史时，可以首先确定迟滞俄罗斯现代化的若干因素。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存在的前提是经济和政治自由：首先是自由雇佣工人和独立于国家以外的私有制与个性自由。在俄罗斯，私有制发育缓慢，特别是土地私有制的确立比西方要晚得多。直到1861年农民改革，贵族土地垄断逐渐瓦解，土地才可以买卖。但村社取代地主行使对农民的管理，村社实行土地定期重分，倡导帮助和互助，努力实践平均主义机制，使村社制度富于灵活性和应变能力，历经数百年而不衰。斯托雷平意在解散村社的农业改革未能如愿，村社集体主义传统的生命力不言而喻。与西方不同，在俄罗斯，资产阶级尚未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体，贵族知识分子以倡导欧洲先进国家的制度和秩序为己任，自觉致力于加快俄罗斯改革进程。在这些条件下，俄罗斯现代化进程主要不是取决于社会力量，而是取决于上层政治和社会精英的价值取向，取决于改革派或反改革派谁占上风。国家在全部社会体系中的决定性作用是俄国历史进程的显著特征。俄罗斯现代化的不彻底性和对抗性引起了尖锐的社会矛盾，最终导致1917年革命的发生。苏联时期现代化的思路在于加快国家工业化，但不是以市场经济和私有制为基础，而是以完全取缔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以及国家控制一切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