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7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636(2008)06-0037-05 1961年1月肯尼迪上台时，中国正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不得不从西方国家进口粮食。当时正试图在对华政策上“寻找某种突破口”的肯尼迪政府意识到，这是一个对华进行外交试探的契机，因而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传递愿意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销售粮食的信息。本文以美国解密的有关外交档案为基础，考察肯尼迪政府考虑对华粮食援助和销售的背景及其内部争论，剖析美国的政治意图，探讨肯尼迪政府在对华粮食问题上的政策与美国对华政策和冷战战略之间的关系。 一、肯尼迪政府考虑对华粮食援助与销售的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一度认为新中国的存在是暂时现象。但中国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力量不断壮大。1959年9月，美国康仑公司完成的名为（美国对亚洲政策）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完全有可能在20世纪末成为世界主要大国之一。[1](pp.119-113)1960年4月，鲍尔斯(Chester Bowles)在《外交》上发表（反思中国问题）一文，指出“中共政权已经牢牢控制中国大陆”，实力大增。美国在东南亚地区性事务和裁军等全球性事务中，都要求有中国的某种参与，否则就可能会影响美国政策的成效。[2](pp.476-477)各式各样的“两个中国”方案由此出笼，实际上都承认了新中国长期存在这一现实。美国对华政策也遭到盟国尤其是英国和日本的质疑。这在客观上对美国提出了改变对华政策的要求。 在这种形势下，肯尼迪(John F.Kennedy)意识到应调整对华政策以适应新的情况。早在1957年10月，肯尼迪就在《外交》上发表了题为《一个民主党人对外交政策的看法》的文章，认为世界力量格局的两极特征正在淡化，欧洲和中国成为新的力量中心；美国对华政策“军事色彩过浓”，“太僵化”，要求重新评估对华政策。[3](p.50)1960年总统竞选期间，肯尼迪宣称，“旨在削弱共产党政权在大陆统治的对华政策已经惨遭失败”。[4](p.190)肯尼迪执政后又进一步指出，“多年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并没有反映出亚洲的现实。”[5](p.283)他甚至提出，美国并没有与敌视中国的政策结下不解之缘，长期对中国采取僵硬政策是不可思议的，他赞成找到“改变中国对美国敌意”的方式。[6](pp.665-666) 但是，肯尼迪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的考虑，在美国国内面临着强大的阻力。1961年1月，艾森豪威尔离任时向肯尼迪表示，坚决反对“新政府承认共产党中国或允许其加入联合国”。肯尼迪认识到，对华政策上的任何变化都将在美国引起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甚至可能导致“国会和美国人民发生分裂”。[5](p.283)因此，肯尼迪政府不可能在对华政策上采取大幅度调整，只能利用适当的切入点采取一些调整和试探行动，为中美关系创造出某种改变的气氛，但必须避免造成承认中国或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印象。 中国出现的粮食短缺问题，为肯尼迪政府提供了这样一个在对华政策调整上进行试探的契机。在大跃进、自然灾害、中苏分裂等因素的累积影响下，中国出现了粮食严重短缺的现象。到1960年冬，“粮食形势越来越紧……农村没有多余的粮食可供调出。”[7](p.84)单靠省与省之间的粮食调拨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这样，从西方国家进口粮食的计划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陈云提出“挤出一部分外汇进口粮食”，周恩来支持陈云的意见。[8](p.231)1960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进一步指出，“能进多少就进多少”，[9](p.1111)1961年3月，中共中央广州会议“决定增加进口粮食到五百万吨。”从1961年至1965年，中国每年进口粮食五百万吨。[10](p.1566)中国从西方国家进口粮食的决定，为美国对华销售粮食提供了可能，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的注意力亦随之集中到这一问题上来。 二、肯尼迪政府的政策选择 面对中国出现粮食短缺并希望从西方进口粮食，是抓住机会向中国示好以改善关系，还是利用中国的困难而加大压力以迫使中国屈服，美国决策层存在分歧。美国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政策，成为肯尼迪政府的一个艰难抉择。 肯尼迪政府执政不久，就觉察到中国大陆出现的粮食短缺情况。1961年4月4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军方的情报部门联合完成了一份国家特别情报评估报告，全面分析了中国的粮食短缺形势。报告指出，由于决策失误和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中国粮食严重减产，一些省份出现了粮荒。如果1961年仍然歉收的话，除非持续进口粮食，否则将出现大规模饥荒。[11](pp.39-41)1962年1月，鲍尔斯在向肯尼迪报告时提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的粮食危机简直不可能通过北京政府的‘国内’措施得到解决。”[12](p.132) 肯尼迪政府一部分人意识到，上述情况为美国调整对华政策提供了契机。1961年1月下旬，财政部长狄龙(C.Douglas Dillon)要求肯尼迪批准美国石油公司为向中国运送粮食的西方船只供应燃料。2月1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讨论了是否应调整对华政策问题。肯尼迪要求国务卿腊斯克(Dean Rusk)就此作进一步研究，尤其是探讨美国能否通过“应加拿大政府要求”的方式在对华粮食销售问题上作出突破。[11](pp.2-3)在一系列内部政策讨论的基础上，10月26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署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对中国的粮食危机表示人道主义关注，解除针对中国的食品、谷物（包括面粉）和药品的禁运；在为中国运送食品（或其它解禁物资）的船只停靠美国港口时为其提供加油便利；等等。[11](p.163)1962年2月6日，鲍尔斯向肯尼迪直接提出：“是否准备在某一紧急关头，允许中国人用硬通货向美国购买有限数量的小麦而不附带政治条件？如果中国同意不以武力改变其现有边界（不一定要中国放弃对其现有边界之外的领土要求），美国是否愿意以低息贷款长期向其提供更多小麦援助？”肯尼迪的反应十分积极。[12](pp.153-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