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K3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1(2008)06-0149-06 吉田松阴（1830～1859年）是日本幕末时期的著名志士。19世纪后半期，日本屈服于西方列强的武力威胁打开国门后，他为维护日本的独立，积极探索实现政治变革的途径，终被保守专制的幕府处以斩刑。松阴门下涌现出一大批倒幕维新运动的功臣，如木户孝允、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明治维新后，吉田松阴愈来愈被迫念刻画为一个“神化”的人物[1]。日本历史学家田中彰指出，近代以来日本出版的吉田松阴传记作品在250册以上，松阴逐渐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所狂热尊奉的精神偶像[2]。田中将这些传记所刻画的松阴像的变迁过程总结为：“在与天皇制的关联中，作为体制性意识形态，松阴被渐渐渲染着色。”[3]125他又进一步指出：在日本战败投降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以奈良本辰也的《吉田松阴》（岩波书店，1951年）的出版为开端，逐步实现了“没有经过自我批判的松阴像的复活”。这导致“战争责任暧昧不明”，特别是以冈不可止、福本义亮等为代表的传记作者，“在战争时期描写军国主义的松阴像，疯狂地鼓舞战争士气”，在战后重又执笔描写松阴，却“看不到任何自我批评”[3]110-111。其实，田中认为松阴的真实形象被后人歪曲了。他说：“松阴对自己提倡的建立天皇的绝对权威＝维新‘革命’，大概是赞同的。但其门下学生们逐渐以藩阀体制的形式强化天皇制，如果松阴能看到这个结果，他难道会漠然置之吗？其门下学生所建立的明治国家体制与松阴的目标日渐背离。”[3]52基于这种认识，田中的指责集中于松阴传记的作者。但问题是：为什么吉田松阴会被选做近代日本国家意识形态的典型形象？松阴的思想自身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其需要？这是本文力图解明的课题。 近代以来论述吉田松阴的视角主要有两个：尊皇主义（即尊奉天皇为绝对权威）和武士道论。田中彰主要考察了前一视角下的松阴像，而且集中于传记作品。在这一方法论之下展开的松阴像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够充分。例如，德富苏峰的《吉田松阴》有1893年的初版与1908年的改订版两种，分析其异同之处可以很好地显示内在于松阴思想之中的多种可能性及其局限性。田中也注意到了两版之间的变化：“在改订版中，初版中的‘革命’这一字眼全部消失了。‘革命’换成了‘改革’。”[3]42变化实际上不止如此，初版中并未提及武士道，改订版中却新设了《松阴与武士道》一章，并把吉田松阴作为山鹿素行的武士道的继承者和实践者来描述，其观点明显是受到了著名武士道论者井上哲次郎所编制的“从山鹿素行到吉田松阴”的武士道系谱的影响。有鉴于此，笔者首先以井上的松阴论为中心进行分析，以求展示需要经过怎样的具体操作，才可以编制出符合官方所需的松阴像。然后以关根悦郎的名著《吉田松阴》（白扬社，1937年）为中心进行分析，以求揭示对前一操作过程的抵抗之所以失败的内在原因，即松阴思想实态对松阴像的创作者所施加的制约。在学习田中彰宏观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采取细致考查具体个案的研究方法，希望能够有助于加深理解吉田松阴的思想与近代日本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 一、井上哲次郎：武士道系谱中的松阴像 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10月17日，近代日本最大的教育者团体“帝国教育会”在松阴殁后50周年召开纪念大会。在大会之前，松阴神社得到了天皇下赐的祭粢料（供物费用）。此次纪念大会是吉田松阴像被编入国家意识形态体系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田中彰指出，从1893年德富苏峰初版本《吉田松阴》的刊行，到1908年10月其改订版刊行即松阴纪念大会召开前一周左右，是松阴传记出版史上的一个空白期。但是当纪念大会召开的时候，“在这次纪念大会的名誉委员中，以政界、财界、学界的名人为首，当时的文化、言论代表者共有204人署名，大会委员有22名。其中可以看到井上哲次郎、德富猪一郎（苏峰——原注）、嘉纳治五郎等人的名字，他们后来都发表了追颂演说。看到这名士云集如满天星斗的大会，便可以明白吉田松阴已经被作为明治天皇国家体制内之人供奉起来了。”[3]45那么，在松阴传记出版史上的空白期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吉田松阴到1908年10月的时候就“已经”成为“明治天皇国家体制内之人”了呢？田中的书中没有论及。为了考察这一转变，必须分析井上哲次郎的工作。 井上是近代日本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著名代言人。他对松阴思想的初次全面论述见于其1900年出版的《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一书。当时，日本还没有形成后来盛极一时的武士道热，吉田松阴也还没有成为“明治天皇国家体制内之人”。井上主要是把松阴作为日本阳明学派的一员来叙述。关于松阴的著作，井上最看重吉田松阴推崇日本南北朝时代的武将楠木正成（1294～1336年）所谓“愿七生人间，以灭国贼”的思想的《七生说》[4]556。井上全文收录了松阴此文，又引用吉田松阴书信中所谓：“人生七十古来稀。若不能做些抒发心中郁愤的事情就死了，没有办法成佛。”称赞松阴的“死生之说”是“豪杰的生死观”[4]559。最后又收录了松阴的两首汉诗，并赞道：“如非其决心之强固，学问之素养，不能至于此，自不待言。”[4]560 但是与吉田松阴相比，井上在谈论幕末维新时期的志士对近代日本的精神影响时，对另一位阳明学者西乡隆盛（1827～1877年）有更高的评价。井上认为，虽然西乡在1877年发动反对明治政府的叛乱，带着“逆贼”之名而死，但是，“他由此而得以激发活力，鼓舞士气，进行了实弹演习……如此锻炼得来的胆量和技术，应用于日清战争（指甲午战争——引者注），无疑是其制胜的一大原因。然则后人岂无所负于南洲（西乡隆盛的号——引者注）乎。然后可知此本来源于其方寸之中所养成的炯炯然一点良知之光也。”[4]553-554在这个时候，井上也还没有开始强调武士道精神对日本军队的影响，而是推崇阳明学的行动精神，盛赞西乡隆盛的“良知之光”。他如此总结西乡的行动：“充以至诚，其下定决心行动时，生死皆不放在眼里。”[4]5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