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5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812)-0073-07 一 法治的要义在于政治法治化，通俗地讲，就是把政治活动纳入法制轨道，把政治权力“关进法律的笼子里”。因为“法治模型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政治意志与法律裁判的分离。法律被抬到政治‘之上’”[1](p63)。据此，不少学者推论说，法律首先独立于政治，进而超越于政治之上，是通往法治的必由之路，这在逻辑上是完全讲得通的。不过，在现实生活中，法律和政治却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因为政治和法律是伴随着国家起源而诞生的一母同胞，同属于上层建筑，二者彼此交叉，相互依存。一方面，政治是法律的基础。没有一个足以将社会整合为一体的政治权威，就没有创设统一法律的必要和可能，即使创设出了统一法律，也不可能得到切实有效的贯彻执行，这样的法律只不过是“无焰的火、不亮的灯”（耶林语）。所以，美国学者里普森断言：“法律的苍穹不是独立的，它建立在政治的柱石之上，没有政治，法律的天空随时可能坍塌。”[2](p201)另一方面，法律是政治的正当性源泉。因为政治本身并不必然具有正当性，政治权威的树立和政治秩序的维系以及政治权力的顺利行使，无不仰赖法律为之提供正当性支持。只有披上合法的外衣，政治权威才能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可，政治生活才能正常有序地运行，即使在初民神权社会时代，政治权威也需要诉诸不同形式的神权法，以证明自身的正当合理性。所以，法律和政治是不可分离的。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政治和法律双双广泛地渗透于社会生活，二者的关系日益紧密地交织一起，从而更加难分难解了。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政治和法律毕竟是两种不同的控制社会的方式和手段，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范畴，相互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例如，政治灵活多变，权宜性和自由裁量特色突出，不排斥特殊问题特殊对待原则；法律则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强调一视同仁，相对保守、稳定和可靠。更为根本的不同还在于，政治的核心问题是“争取分享权力或影响权力分配”[3](p55)，法律的核心问题则是如何界定和保障个人权利。也就是说，政治以权力为中心，法律以权利为依归。这些不同决定了政治和法律之间又总是存在一定的张力和冲突。为了权力，政治可能无视权利，压制法律，甚至不惜采用阴谋诡计或血腥暴力等罪恶手段；为了权利，法律必须约束权力，规制或控制政治，故而素有“法律是公正与善良之术”的美誉。所以，完整地讲，政治和法律的关系应当是既相辅相成，又相反相克，前者属于正相关关系，后者属于负相关关系。二者关系结构的不同，直接影响着甚至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法治文明进程。正是基于这种关系的全面理解，有学者提出，法治问题的“所有探讨都不是要使政治脱离法律，或者使法律脱离政治，而应当是使政治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正常化、理性化”[4](p102)。 由于一切权力都具有率性不羁和自我扩张本性，极易侵犯权利；而权利却生性内敛保守，难以自立自保，因此一般说来，与权力结伴而行的政治总是居于主动和强势地位，而把维护权利视为自己使命的法律则处于被动和弱势地位。正如日本法社会学家川岛武宜所言，“在社会的结构之中，法律命题是为政治权力所支配着的……因此，法律命题通常总是带有政治色彩的”[5](p232)。由此推论，政治因素往往是影响双方关系结构乃至法治进程的关键性力量。具体地说，如果政治权威强大适中，政治权力的作用发挥合理有度，双方便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法治便得以顺利发展；如若不然，后果无非两个：或者因政治权力过于弱小，法律的统一和有效实施难以保障，法治自然无从谈起；或者因政治权力过于强大，超越法律之上，致使法律沦为政治的依附工具，从而走向法治的反面——专制。 在历史上，法律与政治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大致说来，在古代中世纪时期，法律从属于政治是普遍现象，近现代以来，政治服从于法律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用塞尔兹尼克和诺内特的话说，前一时期的法律是“压制型法”，后一时期的法律是“自治型法”。“压制型法”与政治紧密结合，是政治权力的柔顺工具；“自治型法”与政治相分离，是节制政治权力的有效力量。[1](p31～80)上述关系的发展变化过程构成了人类法治文明史的基本内容和标志。不过，这个过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实现是各不相同的。东方各国因为自国家产生以后，就形成了以行政权为核心的超强政治权威，政治长期居于绝对支配地位，而法律只能匍匐于政治权力的脚下，结果君主专制大行其道，历数千年而不衰，法治进程步履维艰。在西方，古希腊罗马曾经谱写了人类法治史上辉煌的第一页，但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大陆各国因为没有建立起强大稳定的政治权威，中央王权徒有虚名，国家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法律的统一无法实现，法律的权威自然难以确立，特别是在15世纪以后，当民族统一的时代到来之际，欧陆各国普遍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极端，王权凭借文化和物质上的优势地位，通过政治军事手段摧毁各地封建分裂势力，建立起统一的民族主权国家，结果无一例外地踏上了绝对君主专制的道路，致使希腊罗马的法治传统长期中断。直到近代初期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之后，法治的曙光才重新回归到这块古老大陆。 但是，有一个西方国家属于例外，这就是英国。在这里，自从国家产生后，就在政治和法律之间形成了某种良性互动关系，并得以长期保持。因此，英国的法治道路较为平坦顺畅，结果先于其他各国率先跨入了现代法治社会的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