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由来 公元前401年3月，大约1.3万名希腊雇佣军随波斯王子小居鲁士由小亚细亚西部的萨尔迪斯启程，前往波斯帝国首都巴比伦，参与小居鲁士与其兄长争夺王位之战。是年8月，在巴比伦城附近的库纳克萨(Cunaxa)村，双方展开鏖战，小居鲁士兵败被杀，余下的万余名希腊雇佣军经过8个多月的艰苦跋涉，于公元前400年春返回小亚细亚，史称“万人军”长征①。普鲁塔克提到，在古代有许多作家记载过库纳克萨之战②；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亲历这次战役的波斯宫廷医生、希腊人克特西亚斯(Ctesias)对这次战役的记载③。在退却途中起过重要作用的雅典人色诺芬，在回到希腊后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并参照当时的其它资料，写成《长征记》，记载了这次战役和长征的主要史实。 这是西方历史上第一支大规模的军队深入东方大国的心脏地带。它在希腊、波斯关系史上，在东西方民族关系史上，在欧亚关系史和西方军事史上，都是一个颇有影响的历史事件。它首先在当时的希腊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在长征结束仅仅20年之后，即公元前380年，著名演说家伊索克拉底在奥林匹亚集会上发表《泛希腊集会辞》④，极力呼吁希腊诸邦团结起来，东侵波斯，掠夺财富和奴隶。他在这篇精心准备的演说中一再强调波斯人懦弱无能，认为一旦战事再起，波斯必败无疑。他指出： “我们不必害怕那支跟随着波斯国王的军队，也不必害怕波斯人的勇气，因为跟随着居鲁士向内地进军的部队清清楚楚地证明，他们一点也不比国王驻沿海地区的军队强大……但在居鲁士死后，所有的亚细亚居民都联合起来了，在这样好的时机里，他们也是这样可耻地败下阵来，使那些惯于称赞波斯人勇气的人无话可说。因为他们仅仅是在对付6000个希腊人，他们不是按照本领精选出来的希腊士兵，而是一些由于环境困难，无法在自己城邦里谋生的人。这些士兵对于地形不熟悉，他们被盟友抛弃了，他们被一同向内陆进军的人出卖了，他们失去了所追随的将军；可是，波斯人还是远远地不如他们……当他们动身回去的时候，他（国王）派提萨弗涅斯带着骑兵去送他们。尽管他们一路上受到这些人的陷害，他们还是照样走完了全程，就好像有人护送一样；他们最怕那荒无人烟的地带，而认为和尽量多的敌人遭遇，是最好的事。让我把上述的事情总结一下：这些人并不是前去打家劫舍的，而是去同国王本人作战的，他们却回来了，比那些带着友好使命而到那里去的使节还要安全。”⑤ 伊索克拉底是色诺芬的同代人，他对库纳克萨之战和长征的态度颇能代表当时希腊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但是，我们认为，伊索克拉底毕竟是一位带有强烈民族感情的演说家，他站在希腊人的立场上为希腊人辩护，蔑视、贬低和攻击本民族的世仇波斯人是可以理解的；同时，由于听众几乎是清一色希腊人，他完全有可能曲解相关的事实，以证实自己的说法，赢得听众的支持。那么，他所说的波斯国王派提萨弗涅斯率骑兵“护送”希腊雇佣军究竟是怎么回事？“万人军”在这里为何变成了6000人？他们是不是真的“击败”了所有亚细亚人的联合围攻？希腊人向内地的进军真的能证明波斯人的软弱无能吗？这些问题都必须加以澄清，但从伊索克拉底演说辞里似乎难以找到确切的答案。 据阿里安记载，公元前333年，在伊苏斯准备与波斯国王一决雌雄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在大战之前发表演讲以便鼓舞士气时，间接提到： “色诺芬和他那1万人，数量比他们现在少得多，威望比他们低得多，也没有骑兵，不论是彼奥提亚的、伯罗奔尼撒的、马其顿的，还是色雷斯的或其他的骑兵，一概没有，远远不如他们现在强；而且，色诺芬既无弓箭手又无投石手，只有少数克里特人和罗德斯人有弓箭和投石器，但这些只不过是色诺芬在陷入困境时仓促搜罗的。尽管如此，这1万人居然就在巴比伦城附近把波斯国王本人（阿塔薛西斯二世——引者）和他的全部军队都击溃了；而且还在他们向黑海进军途中，把企图阻拦他们的那些部族都打垮了。”⑥ 从阿里安的有关叙述中可以看到，“万人军”长征在罗马时代也曾是激励西方人东侵的重要依据。后来，在罗马人向东方扩张时，卢库路斯、克拉苏、庞培等在与波斯人及亚洲其他民族的交锋中，常常把后者蔑称为“野蛮人”⑦。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历史学家阿里安、阿庇安在撰写其历史著作时，已经带有明显的民族偏见。阿里安写作《亚历山大远征记》，实际上是效仿色诺芬的⑧。他把色诺芬所记载的战事与亚历山大的业绩加以对比，不无感慨地指出： “亚历山大的功绩（因无人记载）反而远远不如历代较渺小的事迹留传得广泛。不是吗？关于居鲁士（小居鲁士）率领1万人远征阿塔薛西斯的事，克利尔库斯以及与他同时被俘的战友们所受的痛苦，他们是怎样由色诺芬带领下到达海岸等等这些情况，幸亏色诺芬有书记载，因而都比亚历山大和他的功绩有名多了。但是，亚历山大却不只是跟着别人上战场，没有在大王面前逃跑，也不只是战胜了那些企图阻止他们向海岸进军的人。不论在希腊还是东方，还没有一个人有过这么多、这么惊人的业绩，在数量方面和伟大方面都是如此。我向读者申明，这就是我为什么动笔写这部历史的原因。”⑨ 时至近代，随着“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魔爪伸向亚洲、非洲和美洲各地。当西方学者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重新审视古代西方人与东方人的关系史时，便颇有一种自豪感。英国学者弗朗西斯·培根在他的《崇学论》中写道： “这位年轻的学者、哲学家（色诺芬——引者），在所有的首领于谈判中被背信弃义地杀害之后，率领这支陆上万人大军穿过广阔王土心脏地带，安全地从巴比伦回到希腊。此事震惊了世界，并鼓舞了后来希腊人入侵波斯王土。正如塞萨利人约森所拟议，斯巴达的亚偈西劳所企图的，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所完成的大业，所有这些都是在这位年轻学者的行动感召下进行的。”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