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日本战后经济民主化改革“三大支柱”

作 者:
冯玮 

作者简介:
冯玮,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
史林

内容提要:

解散财阀、农地改革、劳动改革,被称为日本“战后经济民主化改革的三大支柱”,它以战前的相关法律、政策和社会变动为基础;冷战开始后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所产生的影响,使美国对日经济民主化改革的政策并未得到自始至终的贯彻,其目标并未实现。因此,认为“战后初期日本的政治经济民主化改革,是一次从思想意识到政治、经济诸制度方面较为彻底的变革”的观点值得商榷。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09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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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3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873(2008)05—0155—07

      在中国学术界,对日本战后改革的成果和意义有着不同的评价。吴于廑、齐世荣主编、被教育部列为全国历史学硕士研究生备考参考书的《世界史·现代史编》,对这场改革评价甚高,称:“战后初期日本的政治经济民主化改革,是一次从思想意识到政治、经济诸制度方面较为彻底的变革。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为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铺平了道路。”① 张健《试论日本战后改革的不彻底性》②,则在标题中即明确显示出不赞同上述评价的立场。

      在国际学术界,以1975年为界,有关日本战后改革的研究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研究主要以日本方面的资料为基础。后期研究由于美国方面的资料在30年时限规定期过后大量公开而呈现出新的局面。研究及其争论焦点可概括如下:1、关于社会经济结构。争论焦点:战后改革是否使半封建的绝对主义的日本资本主义解体?2、关于现代资本主义。争论焦点:在现代日本资本主义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战后改革究竟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占领政策的制定者是否有发展现代资本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的政策意图?3、关于日本产业结构。争论焦点:如何认识占领政策对战后日本产业结构的影响?4、关于战后改革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关系。争论焦点:战后改革是不是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5、关于战后改革对消费行为的影响。争论焦点:战后改革是否改变了日本民众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进而影响了日本经济?

      按照拙见,对日本战后改革,似应作长时段、多视角的探讨和研究,不应仅局限于研究和探讨改革本身“彻底”或“不彻底”。如果我们将战后改革所涉及的各领域在战前、战时、战后的变化放在历史的坐标上进行考察,当不难发现,孤立地考察战后改革的彻底与否,并论述其与战后日本变化的因果关系,不仅难免有片面之嫌,而且很难回答一个长期被忽略的问题:包括经济高速增长在内的战后日本政治经济的变化,究竟是战后改革的结果,还是冷战形成后美国对日政策变化的产物?

      鉴于当今国际学术界关于日本战后改革的研究并非“明日黄花”,近年方兴未艾的关于战时和战后日本经济体制是否存在“连续性”的争论,即必然涉及对战后改革的评价;鉴于史料显示,被称为“战后经济民主化改革三大支柱”的解散财阀、农地改革、劳动改革的基础,在战前日本政府的相关政策中已经开始形成,而我国学者的专著专论对此均未予以涉及;鉴于迄今为止有关“三大支柱”的政策内容、发布时间和形式在我国尚未得到具体阐述;鉴于被称为“逆流”(英文“reverse course”,日文“逆コ一ス”)的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的作用迄今仍有争议,我不惴学识的不逮和分析能力的浅薄,基于“拾遗补缺”的考虑草撰了这篇短文,对“三大支柱”的形成历史作一扼要解构。不当之处,恭请先学和识者赐正。

      一

      由于战后经济民主化改革由美国主导为学界所公认,因此解构“战后经济民主化改革的三大支柱”,首先应解析美国相关政策的形成。

      1942年2月,美国政府在国务院设立了战后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在委员会内,就战后如何处置日本,大致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使日本的领土回复至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应在日本建设民主政治和培养亲美倾向,为此必须着重研究如何使日本作为不对和平构成威胁的国家,并使之“重返”国际社会。随着时间推移,后一种意见逐渐占据上风。

      1942年8月,美国国务院特别调查部设立了以克拉克大学乔治·布拉克斯理博士(Ph.D George H.Blakeslee)和哥伦比亚大学胡格·博顿博士(Ph.D Hugh Borton)等远东问题专家为中心的研究班子,着手研究战后对日政策问题。与此同时,美国陆军部和海军部也开始制定战时和战后对占领区实施管理的行政计划,并开始培训将派赴当地、具有专业知识的管理人员。美国当局非常清楚,尽管军事长官对占领区握有全权并承担相应责任,但是占领区的管理不能依赖职业军人。

      1944年后,美国政府开始对军方的占领计划和国务院的预定政策进行调整。1月,国务院设立了战后计划委员会。由于当年对日战争胜利的曙光已经出现,因此美国军方废止天皇制、给予日本严厉打击的“惩罚日本论”获得越来越多的人的支持。但是,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胡格·博顿等“稳健派”坚持认为,天皇制有助于日本的和平国家化、民主化,对“惩罚日本论”进行反驳。以此为背景,11月,美国设立了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the State- War- Navy Coordinating Committee,缩写为SWNCC,简称“三院部协调委员会”),对日本的投降和占领进行研究。

      1945年2月,“三院部协调委员会”下属机构“远东分委员会”(英文缩写SFE)在乔治·布拉克斯理、胡格·博顿等远东问题专家的参与下,开始对日本的投降形式等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了以借助天皇的权威,使日本的投降和占领顺利进行为基调的方案。6月,“三院部协调委员会”拟定了作为战后对日政策之基础的SWNCC/150号文件,题为《(日本)投降后初期美国的对日方针》(U.S.Initial Post- Surrender Policy for Japan,简称“初期的方针”)。该文件由“一般条款”、“政治”、“经济”三部分构成。“一般条款”是对战后日本领土、军事、政治、经济的原则性规定,基本精神是:(1)“保证日本不再成为对美国或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2)“最终建立起一个尊重其他国家的权利,支持反映于联合国宪章的理想和原则之中、符合美国的目标的和平与负责任的政府。”“政治”将占领期分为三个阶段,即:(1)通过军事占领对日本实施严格管理;(2)对日本实施严密监视并逐渐缓和管制;(3)使日本复归国际社会。同时规定设置严格及公正的军事管制机构,清除日本军国主义、强化民主主义倾向,鼓励自由主义政治要素。“经济”主要是实现日本经济的非军事化,施行军管活动必需的经济统制,使日本具有赔偿和返还能力,鼓励发展工业、农业、民主组织。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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