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近代前，在长达两千年的中日交流史上，日本虽曾两次向中国发起挑战并引起两国间的大规模战争，① 却始终无法撼动中国在东亚确立的以王道思想为基础、朝贡册封为形式的华夷秩序，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因文明的差距而决定的中日间“师生关系”，仰慕中华、效仿中华、追赶中华亦构成了近代以前日本对华观的主线。 然而，近代西方文明的兴起及其全球性扩散，导致了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传统东亚秩序的崩溃。在日本，至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德川幕府统治的中后期，向来居于社会主流位置的仰慕中华意识受到“疑华”、“对等”、“蔑华”思想的挑战。其后，随着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和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迅速崛起，两国的力量对比发生逆转，日本的对华观遂由传统的“仰慕”变为“平视”，旋即又由“平视”变为“蔑视”，并进而发动了那场从根本上改变东亚地缘政治的甲午战争。 近代社会转型期日本的对华观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影响其变化的主要有哪些因素，其对华观的变化如何影响乃至决定了日本的对华政策，无疑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命题。本文拟追溯德川中后期（即日本史上所说的“近世时期”）日本对华观的变化，再以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至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期间日本对华观的演变为重点，系统地考察和梳理近代社会转型期日本对华观变动的轨迹，分析其不同阶段对华观的特征及其变化的深层动因，进而探究近代日本对华行动选择的思想根源。 一、“仰慕型”对华观的分化 17世纪初，德川家康在江户设幕府，日本进入封建社会晚期。在江户幕府前期，为了加强思想统治，朱子学成为官学和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藤原星窝、林罗山等一代大儒的出现，意味着儒学在日本进入全盛期，也标志着日本对中华文明的推崇达到极点。其时，日本对中国的基本认识是，“中夏（中华）乃天地之中心”，“中华乃世界之师。对日本尤为大功之国。礼乐、书数、衣服、舟车、农具、武具、医药、针灸、官职、位阶、军法、武艺，乃至其他诸种工艺技术，无不源于中华，无不习于中华。”② 对此，经世思想家本多利明（1743－1820）颇多感慨，“开国（建立江户幕府）以来，除支那书籍外别无它书。熟读之而领会其意，开见识成国风，纵然知支那之外有他国，亦皆以为夷国，无圣人之道”。③ 然而，进入德川中后期，随着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西方文化的渗透，知识界开始出现对一向尊崇的儒学及中华文明的质疑。日本朱子学自身的分化、仰慕西方科学技术的兰学和旨在脱中国化的国学的兴起，撼动了古来中华文明在日本唯我独尊的根基。居于主流位置的仰慕型对华观受到了平视乃至蔑视型对华观的挑战。 朱子学虽然在德川前期被树为正统，但儒学的其他分支阳明学派和古学派亦同时存在并极力按照自己的思想方法解释世界。即便是朱子学本身，后来也出现了以山崎暗斋为代表的崎门学派和以贝原益轩为代表的经世学派的分化，前者坚持“学朱子而谬，与朱子共谬”④ 而无憾的立场，继续教条般地捍卫程朱理学，后者则援用朱子“大疑则可大进”的名言，力图对儒学进行新的诠释。由于不同流派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和阐释有不同的依循，因而在对中华文明的评价上也出现了微妙的分歧。 古学派学者则不受朱子学约束，主张回到孔孟经典中掌握儒学的本意，并认为日本比中国更好地传承了儒学。山鹿素行在《中朝事实》（1669年）中，首次称日本为“中国”而中国为“外邦”，并特别强调了日本皇统“万世一系”，而“外朝”“王朝更替凡三十回”，“臣下诛戮国王者二十五回”。⑤ 山崎的弟子浅见絅斋也对尊华贬日的思想大加批判，他在《中国辨》中写道：“中国、夷狄之名在儒书中传来久矣。夫吾国有儒书盛行，读儒书者，以唐为中国，以吾国为夷狄，更有甚者系哀叹吾生于夷狄之徒。……可悲之至也。夫天包于地外，往往无地不抱天者。然则有土地风俗之处，便各为一分天下，相无尊卑贵贱之嫌。”在《靖献遗言讲义》中则呼吁，日本的圣人应以日本为中国，以“唐”为夷狄，而不应反其道而行之。⑥ 不难发现，在山鹿和浅见的这些言论中，日本优越的“小中华思想”已初见端倪。进入德川中后期，随着儒学在日本走向没落，“疑华”、“轻华”思想继续蔓延。 近代西方对日本的冲击始自“西学东渐”并导致兰学在日本的兴起。兰学家们通过与荷兰通商的窗口接触到西方文明，并在吸允、消化西方文明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中国和日本在科学技术乃至思想意识方面已落后于西方，仰慕中华的思想发生动摇。司马江汉（1747－1818）认为“支那及我日本无穷理（科学、哲学）之学，”⑦ 渡边华山（1793－1841）指出重视教学和政治二道的西洋已“为唐山所不及”。⑧ 前野良泽（1723－1803）援用西方的天文地理学知识批判了儒家的宇宙观，认为较之中国的“阴阳五行说”，由地、水、火、空四要素构成的西方“四元说”更能说明宇宙原理，即“夫地，乃太虚之一点也，其形为圆如玉，故称地球，”⑨ 从而用西方的地圆说否定了中国的地方说。前野还指出：“佛教所及唯‘亚细亚’之内，不过世界十分之二，而儒教所及不过十分之一。余者大凡天主教，其蔓延遍及各大洲。”⑩ 以此强调世界文化多元并存，反对独尊儒术。佐久间象山注意到西方的科学技术优于东方，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技术）”的主张。(11) 杉田玄白则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儒家宣扬的圣人之道，认为“道者，非支那圣人所立之处，天地之道也。”“腐儒庸医不知天地之大，稍闻东洋二三国之事，便以支那为万国之冠，又稍读其书，漫言夷狄之俗原无礼乐。夫以礼乐文物，分尊卑也。何国无尊卑，何国无礼乐。……即使衣冠文物可明尊卑之分，亦未必以支那为是，从风土则宜。”“夫地者一大球，万国布居于此。居之处皆中也。无国可为中土。支那亦东海一隅之小国也。”(12) 显然，杉田的用意不仅要否定传统的华夷论（中华文明中心论），而且要把儒学中树立的圣人以及圣人之道相对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