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馆与近代早期英国的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话题的历史管窥

作 者:
陈勇 

作者简介:
陈勇,历史学博士,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 430072)

原文出处:
浙江学刊

内容提要:

本文以近代早期英国的公共领域为对象,以咖啡馆为切入口,联系哈贝马斯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历史考察,并就咖啡馆公共领域的平等性和咖啡馆与社团的关系问题作了辨析。咖啡馆公共领域的平等性经历了历史的动态演变,不可将这种平等性理想化和绝对化,把当时的咖啡馆设想为无限制的完全自由的言论空间。咖啡馆与以俱乐部为代表的社团组织在时间和空间上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不能将两者看成是前后相继和互相排斥的事物;以往有关“文学公共领域”与“政治公共领域”的阶段划分,也存在结合历史实际进行修正的必要。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09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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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问世以来,有关“公共领域”的学术研究就从未停止,其中不乏批评和争议。除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率先讨论外,史学界的研究尽管相对滞后,但显得尤其必要。因为理论概念的界定廓清,离不开具体的历史考察作为基础。① 哈贝马斯提出的西欧近代公共领域,涉及其凭借的空间和媒体,包括此时兴起的各类社团及其活动场所沙龙、咖啡馆、剧场、音乐会、展览会、图书馆、俱乐部,以及初兴的报纸刊物。于是,这些空间和媒体成为近年来西方政治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学者异常感兴趣的课题。英国咖啡馆由于史料比较丰富,并且被哈贝马斯视为近代早期最具代表性的公共领域,因而成为史家特别注重的研究对象。英国咖啡馆的兴起以及伴随咖啡饮用进行的社团活动,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西欧近代公共领域形成的历史面貌和基本特征。本文先就英国近代早期咖啡馆的兴起过程作一简要回顾,随后对此期咖啡馆的平等性问题和咖啡馆与以俱乐部为代表的社团关系问题,结合哈贝马斯的相关理论进行一点初步的辨析。

      一、英国咖啡馆兴起的历史概况

      咖啡原产于西亚北非地区。英国首家咖啡馆出现于1650年的牛津,由犹太商人雅格布(Jacob)开设。据研究英国咖啡馆史的早期学者艾多·埃利斯(Aytoun Ellis)所述,这也是整个基督教世界最早的咖啡馆。② 1652年,英国利凡特公司商人丹尼尔·爱德华兹(Daniel Edwards)的随从、希腊人巴斯卡·罗塞(Pasqua Rosee)开设了伦敦第一家咖啡馆,并且张贴和散发广告,宣传咖啡不仅提神醒脑,而且具有暖胃、治疗痛风、助孕等多种保健医疗功效。1663年伦敦咖啡馆的数量达到82家,1700年更增至2000多家,每家一天都有三、四百人光顾。安妮女王统治时期(1702—1714年),伦敦咖啡馆的数量最多时达到3000多家。17世纪下半叶由于火灾、瘟疫的发生,咖啡馆的经营一度遭受重大损失,但是到19世纪末,伦敦的咖啡馆仍有1400多家。③ 由于以其低廉的消费价格为光顾者提供了休闲解乏、了解新闻、沟通信息、切磋学问、议论世风、褒贬时政的公共空间,咖啡馆在以伦敦为中心的英国各地市镇得到迅速发展。1675年托马斯·乔丹在赞颂伦敦市长的一首韵律诗中写道:“如此伟大的一所大学/我觉得从未有过/在这里你可以成为学者/只要你花上一个便士”。④ 从此,“便士大学”(penny university)成为英国坊间对于咖啡馆的习称。

      英国咖啡馆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阻力来源于民间和政府两个方面。民间的阻力出自原有的酒店业主的经济考虑并以妇女名义发表的舆论非议,政府的阻力则出自政治统治上的担心和忧虑。咖啡馆的兴起拉走了大批原来沉湎于酒馆的顾客,酒店业主对此十分恼火。为此,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激烈攻击咖啡馆的舆论小册子,而这些小册子又往往冠以女性的名义。一本题名为《啤酒店女老板们对咖啡馆的痛诉》颇具代表性,它指责咖啡馆不仅“破坏了善结人缘的传统美德”,并且直接影响到夫妻生活和后代的繁衍。因为饮用咖啡使男性功能严重下降,“喝咖啡对男人造成的伤害,是造成其生命的本源枯竭,有损于妻子与后代”。⑤ 另一份小册子也说,喝咖啡的坏处在于“使男人越来越虚弱无力,精力枯竭,无法繁殖后代,就像非洲的沙漠一样干涸”。⑥ 实际上,这种指责完全缺乏科学根据。就当时英国妇女的整体文化水平而言,这些作品也很难说是出自女性笔下,不如说是假冒女性身份的男性之作。攻击产生的真正根源是经济利益和饮料消费市场的竞争。

      更重要的是,对于咖啡馆的舆论指责还包括政治上的攻击。有的海报声称,历史上最大的叛乱者在他们干坏事之前都喝过咖啡。还有人说,喝酒是表示对国王的忠诚,是否喝酒是辨别一个人是否忠于国王的标志,因为当时人们喝酒的惯常用语是“为了健康,特别是为了国王的健康”。为此,一本小册子的作者声言,啤酒店的常客“是国王陛下最安分守己的臣民,也是最顺从君主政府的人”。⑦ 与酒馆相比照,这些信奉国教的王党分子认为咖啡馆是暴乱的温床,是各种政治阴谋的滋生之地。⑧

      喜爱咖啡的民众则针锋相对地予以反驳。1674年,一本名为《男人对妇道人家反对咖啡请愿书的回应》的小册子坚持认为:“咖啡不仅无害,而且具有治疗功能,它是上天仁慈地赐予我们的饮料。当叛乱即将爆发的时刻,当整个民族陷于极端狂热之时,喝上一杯咖啡,就立即会使我们镇定和乐观起来。”作者为此强调指出,“咖啡馆是公民的学院”。⑨ 次年出版的另一本小册子《为咖啡馆辩护》,在诉说咖啡馆对于人们陶冶身心、增进健康、扩大交往、获取知识等方面的各项益处后,最终将咖啡馆概括为“健康的圣殿、节制的苗圃、节俭的乐园、文明礼貌的学堂和培养聪明才智的免费学校”。⑩ 17世纪末,英国皇家学会成员约翰·霍顿认为,咖啡馆不但不会使人向恶,反而会促进文明的进步。他指出,“咖啡馆给各色人等提供社交场合,富人和穷人、有学问的和没有学问的人,都在这里会面;它促进了艺术、商业和其他各种知识的发展”,因此,“咖啡馆与大学一起,共同促进了有益知识的增进”。(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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