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9)04-0081-08 对于近代中国历史而言，虽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定性也曾争议不少，但近一个时期以来的焦点却主要存在于“半封建”之释义上。不少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之典型封建制度（社会）只存在于西周，秦汉以后之中国社会不仅不是“封建制度”，而实际上是一种“反封建”之社会制度（中央集权）。显然，明清之前的中国本不存在一个封建社会，那么，近代中国“半封建”社会之说岂非无根之木？此外，中国现代语境中的“封建”与西欧之封建制度(feudal system)（即“封土封臣”、“采邑领主”）也相去甚远，似也未合马、恩封建社会之释义。尤其是冯天瑜《“封建”考论》的问世，引发了更深层也更热烈的学术论辩。已有学者认识到，20世纪中国的“封建说”，显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误植”问题，也不仅仅是“论者不通古义、西义”的问题[1]。持此论者多从两个方面展开自己的论题：一是以典型的封建制度（即西欧与西周）与秦汉以后的制度作比较，借以形成“制度相异”的论说优势；二是主要以卡尔·马克思和马克·布洛赫关于封建社会与封建主义的论说作比照分析，借以建立自己解说的理论前提和学术依据。但是，对于“封建主义”何以在20世纪的中国形成—种时代认同（而绝不仅仅是陈独秀的“泛封建”观个人的影响，也不仅仅是所谓“非学术对学术的干扰”所致[1]），它如何在“时代主题”下获得了具有新的价值等更为深远的问题，却恰恰被疏漏了。20世纪的“封建”，尤其是“半封建”概念的凝练，以及它所揭示的时代特征，都不是仅仅以西欧或西周之“封建”制度的比对所能诠释或所能否定的。只有进入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并理解其“时代主题”后，才能获得对于它的确切理解和认识，亦即近代的“半封建”概念虽与古代“封建”语义不无关联，却更有超越性，从而具有了其时代内涵。 一 学术界较普遍认为，直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社会之“半封建”特性的论断，几乎成为基本定论，尤其是经过“中国社会史论战”后，学理性的广泛讨论和深入辨析使之已经成为“常识”而被社会所认可。当然，“论战”对于中共党内的理论争论、对于中共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中国“托派”理论的争论，不免都呈现出“实际斗争”需要的政治诉求色彩。但考以史实，以“半封建”概念来诠释中国近代社会的理论却并非仅仅导源于和局限于“中国共产党理论”体系之中。 早在1924年，日本学者田中忠夫在《国民革命与农村问题》一书中，就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半封建社会”的理论，他认为：“中国至今仍为半封建社会，或仅进至初期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的生产关系超过资本的生产关系，封建的生产关系，为农业生产关系与系统与手工业生产工业系统的总和。”[2]（《原序》，P1）田中忠夫所持的认识比20世纪30年代“论争”中形成的“半封建社会”理论至少早出十年之久，而且其所持既非泛泛之空谈亦非简单的概念移借，而是有着自己相对成熟的思考。 首先，立足于经济关系或制度的分析构成其中国社会“半封建”特性的基本依据。“现在中国农村经济，比于十九世纪末俄国农村经济，其货币经济乃至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可以判明了。”[2](P4)作者并不简单地囿于概念性诠释，而是在“世界历史”比较视野中确立自己的观点。正是这种比较，使他并没有抹杀中国典型封建制度早已崩解的基本史实，“一般说来，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的国家，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早已消灭，又农奴制度二千年前大体已崩坏了”[2](P8)。既然“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早已消灭”，又何以在晚近中国形成“半封建社会”？如何建立起“古代”封建与近代“半封建”的历史脉络？至少，在田中忠夫的认识中，他把具有超经济剥削特征的大地主或集团地主认作为“封建”性质。他说，在“小农经济”的普遍存在之外，“中国的大地主也不少”。“此外，中国有一种集团的地主，例如祠产、庙宇、寺产等。……而管理此公共地者，实际握于少数人，故彼等易成土豪劣绅，在中国为一种特殊需要地主阶级。”[2](P9)当然，秉持这—认识的大有人在，即使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不例外。如《东方杂志》记者的评论说：“现代所谓农民问题，完全侧重在土地分配的问题。尤其在封建制度及大地主阶级未曾消灭的国土内，所谓农民运动与农民革命，几乎是专指土地运动(Agrarian Movement)与土地革命(Agrarian revolution)而言。”[3]据中山文化教育馆调查1933年中国二十二省情况，“佃户每年必须无代价的供地主驱使。而其日数漫无规定的地方较多，约占百分之十九。地主需用人工时，佃农须供使用；只有饮食，没有工资”[4](P124)。因此，调查者认为对于中国农村社会而言，这种超经济的剥削“无论如何，总算是封建制度的残余”[4](P126)。 遭到马克思主义学者激烈批判的任曙的《中国经济研究》和严灵峰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两书中也认为，尽管“全部中国农村生活是千真万确的资本主义关系占着极强度的优势”，“资本主义日益向上增涨，取得支配的地位”，但中国现存社会中仍有“所谓封建剥削的阻碍，而致停止其前进”。正是这种“封建剥削”及其经济关系，成为“半封建社会”认识的现实“社会存在”。在十多年后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学者薛暮桥的观点与田中忠夫所持基本一致。薛暮桥在《中国农村中的基本问题》中说，中国农村“是半封建的土地关系——一方面是半封建的收租地主，一方面是半封建的饥饿佃农——仍在那里束缚农业生产，使它不能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半封建的土地关系，同时又是高利货者和封建性的农村商人们的最好的地盘，因为无论是不自由的农奴，还是‘自由’的无产阶级，都没有像这种半自由半独立的贫农那样容易受他们的宰割。”[5]无论在华南还是在华北，那里“主要是半封建的收租地主和经营地主，和半封建的饥饿佃农和雇役农民的对立”，正是这种关系构成了“半封建社会”特隆认定的基础，因为“这种农民受着土地或是债务的束缚，他们的受雇多少带着一点强制性质”，这样的经济关系“都可以说是半封建的地主经济”[6]。这种强制性减弱了所谓农民的“自由性”而使之具有了封建的“依附性”。对此，薛暮桥在另一文中还进一步解说：“所谓半封建的社会系指封建的社会关系已经在崩溃，但还没有完全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已经产生，但是还没有成为支配势力”[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