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09)-03-0062-15 首任驻日使臣何如璋是早期中日琉球案交涉的重要代表人物。目前有关何如璋的个案研究均会介绍这一层面①，早期球案交涉史的研究也大都会涉及②，有学者还专门撰写了相关专题论文③。尽管如此，目前的研究还有深入考察的余地。如一些明显的歧意点尚可辨析；某些涉及何如璋在球案中独特地位的环节，包括东京交涉中照会事件的本相，自格兰忒调停，中经总署与宍户玑会商，及宍户回国以后何如璋为存球祀所作种种努力，均可进一步阐述；现存《茶阳三家文钞》有关何如璋论琉球问题的资料颇为丰富，写作时间尚需考实，具体论述也可进一步利用、阐析。 本文试在较系统地梳理何如璋与早期琉球交涉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展示何如璋在早期琉球交涉中的作为及作用，以期对于更深入地理解早期中日琉球交涉有所裨益。 一、“琉球三策”与照会事件的由来 光绪元年（明治八年，1875）五月，日本大正官正式通告琉球，嗣后禁止向中国朝贡、受清朝册封，须奉行明治年号，实行日本年中仪礼、刑法等。琉球官员恳请公开其两属的国体，遭到日本严词拒绝。此后，琉球政府多次激烈辩论，陈请日本收回成命，均遭日本拒绝。光绪二年（明治九年、1876）七月，日本政府命内务少书记官木梨精一郎率同属官二名驻扎琉球。④ 十月二十五日琉球通事林世功同陪臣紫巾官向德宏、都通事蔡大鼎等奉尚泰王之命，乘坐一条小船，密航中国求救。因风色不顺，次年二月二十九日始抵福建，将国王密咨投递福建布政司，禀请吁恳给与咨凭，赴礼部沥情。⑤ 四月初四日，福建布政司将上述情形转报闽浙总督兼署福州将军臣何璟、福建巡抚臣丁日昌。五月十四日，何璟等上报清政府。当时，正值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即将赴任。何璟等一面请示处理琉球来使事宜，另一面建议将阻贡事件委命何如璋，乘其前往日本之便，与日本“恺切理论”。同时又建议邀请西方各国驻日公使，按照万国公法，评判曲直。⑥ 琉球与中国保持朝贡关系由来已久，日本为何阻贡，清政府一时难以断定缘由。为此，命何璟等先将琉球使臣全部遣送回国，加强台湾海防。同时命总署传知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等，令抵日后相机妥筹办理。⑦ 清政府此时的对琉政策实际上不能说是积极的。日本对琉球施行阻贡历时年余，有迹象表明，在向德宏渡闽之前，清政府对此已有所闻，李鸿章还因此主张加强台湾海防⑧，但并没有采取积极举措。其原因，固然由于清政府迫于外患不断，无暇也无力顾及。但也由于认识上的局限。清政府以为，琉球孤悬海外，救患不便⑨，没有充分意识到琉球所具重要的战略地位。此外，由于对日本的内情隔膜，还担心涉足琉球案会挑起边衅。为此，即使令何如璋前往交涉，也明确指示要用迂回之术，不敢直接质问：“何如璋等如据其密咨，与日本辨论，恐日本责问琉球，适启衅隙。不若由闽省以琉球贡使久延未至，风闻日本有阻扰情事为由，迳咨出使大臣就近查询，则日本无从寻衅琉球，而发端自外，亦复较易措词。”⑩清政府的对琉政策由被动而为主动，何如璋的积极建议起了关键作用。 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二日，何如璋登上“海安”号兵船离上海赴任。同行的有副使张斯桂、参赞黄遵宪、杨儒、杨守敬等。十一月二十日与副使张斯桂进东京，二十四日进见日本天皇呈递国书。 何如璋到任后，首要之事是探明日本阻贡的原因。一到神户，就有球官前来谒见，何如璋令球官将阻贡后所有与日本往返文书全部抄录一分以供备览。抵达东京，驻日球使毛凤来等又多次求见，面陈危迫情形，呈上各种禀文。何如璋反复细阅球官所抄呈与日本来往文书，终于明了日本阻贡的原由。可以说，阻贡只是托辞，并吞才是目的。(11)为此，他写了《与总署总办论球事书》(12)，提出了著名的琉球三策。 何如璋的琉球三策，包括可行三策、“无策”即“失策”几个层面。可行三策分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一面辩论，一面派兵船责问琉球，征其贡使，暗示日本以必争。中策是先据理与争，止之不听，再约球人对抗日本。下策则是完全采用外交谈判的方式。所谓无策，就是“坐视不救，听日灭之”，何如璋明确反对这一政策。指出，如果数以万计的琉球人被日本训练成士兵，驱使为寇，则不出数年，福建沿海先受其祸，这“非特无策，又将失计”，所谓“一日纵敌，数世之患，非所宜也。” 可行三策中，何如璋倾向上、中两策。至于下策，他认为仅凭口舌之争，要想恢复原有两属关系，恐怕不易，不过是“筹一结局”而已。对此他又提出三种具体方案：一是退一步，维护琉球与中国次一层面的关系，“或贡不封”，或“封而不贡”，以维系中国与琉球的名分。二是，若封贡关系也难以维持，则以“存球祀”为目标。建议邀请各国公使约定，让琉球世世代代为日本外藩，日本不得废藩改郡，使球祀不绝。三是，若球祀也不能存，就采用西方各国的易地或偿金原则，将两属的琉球全归日本，像日俄互易桦太一样，交换领土，或者赔偿金钱。但索要领土和偿金并非本意，目的是让日本理屈，然后放弃赔偿，为将来的交涉留一口实。他称这些均为“无可奈何之办法”，但总较当时的“隐忍不言，失体败事”为好。 何如璋主张争琉球，主要是基于他对日本国情的观察和分析。何如璋到日本后，发现废藩后众多失职者日益贫困，藩阀对立，怨望日深，祸乱迭起。国用匮乏，通货膨胀，陆海军装备训练均不足。他感觉“中土虽弱，犹胜日本”。加上日本当时执政的并非主战派，因此，他断定日本还不敢“妄开边衅”(13)。 当时，清政府内部对于阻贡事件存在种种疑虑。有人怀疑日本派兵是球人求救于日本，其中有诈；有人怀疑日本挑起球事，又暗中放纵球人来中国求救，是观察中国的态度，“以此挑衅”。对明朝以来倭寇骚乱的历史，以及几年前的台湾事件，也心有余悸。对此，何如璋一一释疑。他指出，球人抄给日本的咨文，与原件多有“隐约”或隐瞒之处。驻东京球使自由来往于中国使馆，日本未尝禁止，可见其所吐情实，并非受逼而来。至于当初倭寇骚乱中国沿海而无力处置，是因当时中国尚无兵舰，但现在情形已经不同。台湾事件则是西乡隆盛等主战派所为，但主战派已经失势，执政的是非战派。何如璋推定，日本在对琉问题上顾虑徘徊，是因为顾忌中国。他强调，此时“隐忍容之，养虎坐大”，进而将危及朝鲜、台澎，后患无穷。总之，他认为琉球问题不能不争，遂向总署请示。(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