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08-0135-11 1895年，“万国改良会”(International Reform Bureau)在美国华盛顿正式成立，宗旨是“欲得万国人皆协力帮助一切善举，改无益而作有益，为世界造无穷之幸福者也。故无论上下人等，须宅身于洁净之门，戒酒戒赌戒鸦片，居政职者勿贪非义之财，国际上主和睦不主战争，劳动家之与资本家亦以情义交孚为尚，此为本会所望之目的，则不独望一国一会协助，实欲万国万会协助而成就此目的”①。威尔伯·克拉夫茨(Wilbur Crafts，1859-1922)身兼创始人、主管及司库三职，实为万国改良会的领导核心。 万国改良会创建以来，自视“基督教游说组织”(Christian lobby)②，通过“写信寄万国有心行善之人，冀其帮助世界上一切善举；印书报单张送人考察，以资劝勉改良之事；派人到处演说世界上一切之利弊；运动改良万国中未备之律法”四种方式，在“地方、州、全美和国际”四个层面开展活动，以期“重塑伦理道德”。③到20世纪初期，万国改良会“把推动世界范围的反鸦片战争置于其日程的首位”④，与传教士团体、慈善家、商会携手，营造和强化反鸦片贸易的公共舆论，发挥政治杠杆作用来推动美国政府领导下的国际反鸦片贸易运动，⑤凝心聚力，为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The International Opium Commission)的召开营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和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国际学术界对万国改良会与国际禁毒合作缘起之关系，虽有论及，然因限于研究的重心和主旨，多语焉不详。⑥本文以万国改良会的档案文献资料、《美国对外关系文件》和彼时代的报刊文献的历史解读为基础，试图通过深入考察以万国改良会为代表的传教士参与国际反鸦片运动的历史过程，廓清万国改良会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借此展现传教士游说团体的政治功能，揭示20世纪初期国际禁毒合作缘起的新面相。 一、“解放中国”：国际游说活动的展开 作为万国改良会保护世界上“未开化民族”免遭酒类和鸦片危害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⑦，1901年1月4日，万国改良会开始敦促美国政府采取国际行动，吁请所有文明国家的政府颁行法案和签署条约，保护所有原住民免受酒类和鸦片的危害。⑧这一游说行动一开始得到了海约翰(John Hay，1838-1905)国务卿和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总统的积极支持。12月2日，罗斯福总统在第一份国情咨文中就强调，“将尽一切努力来结束之”⑨。随后举行的听证会又决定，美国政府要同英国政府一道向其他列强提交条约，“禁止酒类和鸦片的出售”。⑩ 但遗憾的是，这次请愿活动最终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官方文献常把这一失败归因为英国深陷“布尔战争”，美国如果此时向友好的盟国施压显得“不合时宜”，或有落井下石之嫌。(11)1902年5月，布尔战争的结束，使美国国务院担心的“不合时宜”不复存在。然而，1904年2月，在中国东北打响的日俄战争再次使重新讨论中国问题的提议被迫推迟。 晚至1904年9月，万国改良会才重启帮助中国从鸦片中解放出来的运动。这为国际社会协同合作解决鸦片问题提供了契机，并逐步成为了传教士团体、慈善家、商会敦促美国政府采取行动的制度上的中心。 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对介入中国事务表现得异常主动，或许与其同期介入中国东北事务相类似，鸦片问题同样成为日本在中国谋求利益，寻求重新安排在义和团运动、乃至日俄战争结束之后的亚洲秩序的新筹码。是年9月，日本驻华盛顿公使高平小五郎(1854-1926)致信日本政府：当日本把中国从“熊爪”下解放出来之时，可能希望她把中国从更致命的“狮爪”下解放出来——换言之，要把中国从鸦片中解放出来，而英国使用最邪恶的战争强加给中国，继而通过最邪恶的条约强迫中国准入鸦片，这给中国带来的危害要比俄国对土地的渴望大得多。因此，他建议日本政府，抓住这一契机，当所有关于中国的问题已经在国际会议上重新讨论之时，来向其友国——英国施压撤除其最有损名誉的条约，该条约令中国不仅禁毒受阻，而且晚至1904年，已经证明，阻止中国限制鸦片贸易带来的后果比战争、瘟疫和饥荒还要糟糕。(12) 日本政府的积极行动，加之这一时期万国改良会敦促美国政府调整菲律宾鸦片政策的成功(13)，都极大地提升了传教士有组织地重新介入中国事务的信心。诚如克拉夫茨言，万国改良会在“菲律宾的胜利是印中鸦片贸易迅速结束的主要原因之一”(14)。随后，万国改良会开始多管齐下，敦促美国国务院、中国和英国政府，以及其他利益关联国的政府采取行动，把中国从准许鸦片贸易的条约中解放出来。 9月27日，万国改良会主席查尔斯·莱曼(Charles Lyman)致信国务卿海约翰，要求举行听证会。信中指出，“对美国而言，现在是最受欢迎的时机，美国和日本作为友好国家来敦促有利于中国的正义行动，不仅符合人道主义和黄金律，而且代表了商业利益，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因这该死的毒品而赤贫。同时提醒国务卿，日本公使馆已经在考虑类似的建议。您会注意到我们考虑这一问题采取了一种同英国政府最为友好的方式，我们希望借助引导性文件进行交流，呼吁世界上新兴的大国采取行动，利用国际公众舆论给予支持。但我们相信，凭借您在外交界的地位，与其他国家政府的代表相较，您在外交活动的高领域能发挥更为强大的影响。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胜利将是黄金律外交上(golden-rule diplomacy)的伟大胜利”。(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