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国与美国立《五口贸易章程》，准予“合众国民人”在口岸设“礼拜堂”；同一年中国与法国立《五口贸易章程》，准予“佛兰西人亦一律可以建造礼拜堂”。①于是，自康熙一朝开始的一百三十多年禁教之后，这两个后来分别被称作《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的章程使西教在中国的存在获得了一种合法性。稍后，主持夷务的耆英引“咈囒哂夷使”之“哓哓辩诉”入奏议，“请将学习天主教之人稍宽禁令，以示羁縻”。②当道光帝被这套道理说服之后，传教和习教也成了一件合法的事。继起的咸丰朝因英法联军之役的一败再败而先后与俄、美、英、法立《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其间共有的“内地传教”③一款已是明白地把西教从口岸里面放出来，使之可以自由地进入一个没有范围的空间之中。而中法《北京条约》尤多添了“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④的一段规定，为西教入华争得了一种富有侵略性的利权。比之《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之尚有界限，《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之后的西教已漫无边际。 传教士的脚头其实比条约走得更快。他们在《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之前已经来到了中国，并在《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之前已经进入了口岸之外的地方。⑤用世间的规矩来度量，这些人潜入中国，做的都是不合法的事。然而他们是一种“只听从上帝不听从人”的群类，其说服自己和说服别人的道理都是从天国里来的： 基督教传教士奉天主赐予的任务：“你们往普天下去传布福音给万民听。”（《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五节）基督教传教士在这一神圣的使命之下，必须以忠实和仰慕的心把这一使命像传送到世界上每一个天涯海角一样传送到中国内地去。⑥ 在这些外国传教士的身上，为上帝传播福音的使命意识成了一意孤行的不折不挠。更极端一点的，则是把“殉教是传播基督教的种子”当作“神谕”和感召。这种感召造就了这一代入华教士品格中的“愍不畏死”。⑦因此，这个过程一定会是不可劝退的和常常会是非理性的。当《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前所未有地为西教提供了一种用暴力取得的特权之后，其间原本已有的执拗、固韧、持续不断地强入和没有止境的进取与之深相缠结，都非常容易肆其恣睢，变作中国人眼里的“悍悖”和“鸱张”，于是，随条约利权而来的，是西人的传教事业常常会演化为中西之间的一次接着一次的冲突。自道光二十四年起，脱出了禁网的西教便因民教“争殴”而触发了青浦教案。⑧随后，次第而起的还有道光三十年的福州教案，咸丰二年的定海教案，咸丰六年的西林教案，咸丰十一年的贵阳教案、海门教案，同治元年的南昌教案、湘潭教案、衡州教案，同治二年的平山教案、重庆教案、福安教案，同治三年的酆都教案，同治四年的酉阳教案，同治五年的贵溪教案、凤山教案，同治七年的秀山教案、扬州教案、彭水教案，同治八年的庐陵教案、遵义教案、罗源教案、安庆教案、天门教案等等。⑨而一年以后，则在距离北京很近的地方发生了震惊一时的天津教案。由一场聚众反洋教演变为中国人与西方世界之间笼罩全局的政治危机和外交危机。 天津教案起于疑虑弥漫而“民情汹汹”，随后一触即发，便成了此呼彼应的闾阎骚动。当日身在场景之中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事后奏报，说是“天津一带自入夏以来亢旱异常，人心不定，民间谣传甚多，有谓用药迷拐幼孩者，有谓义塚内有幼孩尸骨暴露者，有谓暴露之尸均系教堂所弃者，遂有谓天主教挖眼剖心者”。之后地方官“拿获迷拐幼孩之匪徒”，又于民人“拿送”的“迷拐”人犯身上“讯出”了“牵涉”教堂的人物和情节。这些都与法国人的传教事业相关联，于是而有官府同法国领事的交涉和官府到法国教堂的查询。但事情还没有弄得十分明白，法国驻天津的领事丰大业已寻到崇厚的官署，“一见即口出不逊”，骂了之后又“取洋枪当面施放”，并进屋“将什物信手打破，咆哮不止”。与这种没有理路的暴怒相对峙的，则是已经在“街市”上聚集起来的“数千人”之众，以及同时聚集起来的“民情汹涌”。就彼时的天津而言，“民情汹涌”也是一种暴怒。因此，当“盛气”出门的丰大业路遇天津知县，而“盛气”化作杀气，“又向其放枪”并致后者的跟班被伤之后，西人的暴力便促发了中国人的暴力，“民情汹涌”便立时成为一种倾泻而出的宣泄，“众百姓瞥见，忿怒已极，遂将丰大业殴毙命”。⑩同时被打死的，还有持刀跟随丰大业的秘书西蒙。同法国领事的暴怒相比，“众百姓”的“忿怒”是一种多数的暴怒。而后，因“忿怒”而汇聚的人群又在“忿怒”的导引下一路拆毁并焚烧了法国领事馆、天主堂、仁慈堂，以及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教堂。拆毁与焚烧教堂之外，还有一个一个的外国教士、修女、翻译官、商人被殴杀，若加上丰大业和西蒙，合而计之，则由此致死的外国人已达20个，在西人的笔下，便是“空前的大屠杀”。(11)而就国籍论，这20个人分属法国、俄国、比利时、意大利、英国，(12)其间既有天主教，又有耶稣教，还有东正教。于是天津教案虽以中国人与天主教的冲突为起因，由此惊动和搅动的却是当日那个已经进入了中国的西方世界。三天后，德国、美国、比利时、西班牙、法国、俄国、英国公使以7个国家的名义联衔照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迫使“中国政府对其臣民采取断然的方针”。而在公使联衔照会的背后，还有“各口岸的大多数洋人”和他们所办报纸的纷纷然群起鼓噪，以至于“形形色色的报复措施都提出来了，各种建议的最低要求是使用武力迫使整个中华帝国开放对外交往，从要求较高的将所有中国官吏一律斩首，推翻现政府，乃至将全国置于外国保护之下等等，应有尽有”。(13)就其所表达的意愿来说，是不仅凶恶而且贪欲。与这种纸上的鼓噪同时发生的，则是由英国和法国的“炮舰”、“护卫舰”、“旗舰”组成的“庞大舰队”已至天津附近，德国和俄国的军舰正在移向烟台，与之连横的美国公使心同此理，也在调度兵船进入“华北水域”。(14)从中英鸦片战争算起，这是西方人的舰队第三次屯集于天津和华北的海面了。比之道光年间的英国舰队和咸丰年间的英法联军舰队，此日的炮船屯集显然是更多的西方国家在用聚拢起来的肃杀兵气向中国人显示自己的意志。于是发生在天津的这一场民教冲突遂成了“关系重大，非寻常各省教案办法所能了”的事了。(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