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9)03-0114--05 湘军乘太平天国狂飙而兴，对晚清政局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又因为湘军崛起于湖湘大地，故对于近代湖南社会、湖湘文化、湖南士风民气影响尤甚。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自湘军之后，湘人普遍有了一种湘军情结，“湘军已演化为湘人的一种心态，一种潜意识”。[1](P121) 的确，从众多纵横捭阖于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之上的湖湘人物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浓重的湘军情结。然而，颇耐人寻味的是，维新志士谭嗣同(1865-1898)在其一生不同时期对湘军竟然有迥然不同的评价：早年的谭嗣同对湘军有着天然而质朴的认同感。他崇仰湘军，颂扬湘军的赫赫功业，视“中兴名臣”如同偶像。但是到后来，谭嗣同对湘军的态度骤然改变，非但不以之为荣，反以之为耻，不予之以爱，反予之以恨，最终走向了湘军的对立面，成为“首发议抉湘人（引者注：指曾国藩等）负天下之大罪”[2](P217)者。谭嗣同在其短暂生命的不同阶段中，为何会对湘军有如此不同的评价？在这种巨大变化之下究竟隐伏着怎样的心路曲线？本文试图结合晚清社会历史与思想文化变革的具体历史情境，从几个方面对此问题加以探讨。 一 湘系子弟的身份与早年对湘军的崇仰 谭嗣同生于晚清湖南浏阳一个官宦家庭，其父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并曾两度兼署湖广总督。谭氏父子与湘军中一些重要人物颇有渊源。光绪三年(1877)，谭继洵由陕西巡抚谭钟麟荐于左宗棠，得由京官外放，补甘肃巩秦阶道。其时，在平定陕甘回民起义、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左宗棠为首，以刘锦棠“老湘营”为骨干的西北湘系集团，其主要成员杨昌沼、魏光焘、谭钟麟等均系湘籍。谭继洵任职甘肃巩秦阶道，遂成这一集团之一重要分子。谭嗣同本人在刁斗声寒的西北也有一段半类军旅半类游侠的生活：“嗣同间至军，皆橐鞬帛首以军礼见”，“臂鹰腰弓矢，从百十健儿”。[3](P20)谭嗣同在西北时即初露头角，受到后来成为新疆首任巡抚的刘锦棠的赏识。梁启超《谭嗣同传》称谭“弱冠从军新疆，游巡抚刘公锦棠幕府。刘大奇其才，将荐之于朝；会刘以养亲去官，不果。”[3](P553)谭嗣同胞侄传赞在《复生府君》中也说谭嗣同“弱冠从新疆巡抚刘襄勤公军，西域底定，刘大奇之，特荐于朝，以知府归浙江补用。”[4](P1)谭嗣同自己在挽刘锦棠联跋中也谈及此事：“昔巡抚新疆时，余兄弟皆蒙其疏荐。”[3](P100) 从以上的情况看，谭嗣同其实也算是湘军系统的官宦子弟了，虽然他不像其父辈那样与湘军人物关系紧密深厚，他接触湘军人物也基本上是在青少年时代，等到他后来成年走上社会，参与政治活动时，湘军已走向衰落，“中兴名臣”更是花果飘零。但青少年时代的这种特殊经历，使得谭嗣同对湘军这支子弟兵有一种特殊的亲切与自豪感，对“中兴名臣”颇怀敬仰欣慕之情，这在谭嗣同早期诗文中时有所见。 谭嗣同《忠义家传》论湘军之盛：“自有湘军以来，司马九伐之威，畅于荒裔；踔厉中原，震砻水陆；剑椷西域，戈横南交；东挞瓯粤，北棱辽海。四五十年中，布衣跻节镇，绾虎节，以殊勋为督抚提镇司道，国有庆，拜赐恒在诸侯群牧上，生拥位号，死而受谥者凡数百人。至若膺大衔虚爵，极武臣之伦品，归伏邱陇，或潜身卒伍，其数乃又不可纪录。所至通都大邑，沍乡炎徼，一鄙一
，莫或无有湘人之踪。遂周二十三行省，莫或不然，亦莫或不惮懾之。”其声威何至于如此，谭氏推原其因，“岂有它故？风气劲剽，无生还之心，出百死以贸之耳。”[3](P41)《浏阳谭氏谱》叙例中，谭嗣同引湘系显达诸公谭拔萃、谭钟麟、谭碧理等辈为谭氏一族之光大者。[3](P49)在《记洪山形势》一文中，谭氏对罗泽南、胡林翼辈据守洪山、金口与武昌成犄角之势以对抗太平军的军事才能与故实颇有赞誉。[3](P18)而在《石菊影庐笔识·思篇·三十九》记叙提督崔伟赞佩左宗棠及湘军之军事才能与坚忍镇定之节操，实有假口誉美湘军之意。[3](P144) 谭嗣同早期思想趋于保守排外，经甲午之变，其思想始勇猛激进。即便如此，谭嗣同仍然很希望国人能以湘军窳败为镜鉴，“转则豁寤”，去其“虚骄不可向迩之气”[3](P174)，以此为自强图存之起点，“乘此导之，亦千世而一时也。”[3](P174)因而，他对颇具远见与开放意识的湘军人物多有正面议论，盛赞曾国藩、曾纪泽、左宗棠、沈葆桢、彭玉麟等“更事既多，识力乃卓”、“洞彻洋务”、“深入其蕴”。[3](P228)对左宗棠、郭嵩焘、曾纪泽尤为推崇，“善夫！左文襄请造轮船之疏曰‘彼既巧，我不能安于拙；彼既有，我不能傲以无。’夫傲之一字，遂足以亡天下而有余。”[2](P157)“世之称精解洋务，又必曰湘阴郭筠仙侍郎、湘乡曾劼刚侍郎，虽西国亦云然。两侍郎可为湖南光矣。”[3](P173-1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