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K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9)07-0033-06 昔日委质为臣者，今且与故君同为国之公民，而区区效忠一姓之狭义，皆当随潮流以俱去，抑世界大势之所趋耶。于是共和告成，改用阳历纪岁，以明年为中华民国元年云。① 这是清末民初政坛上的重要人物岑春煊写下的一段话②。世局亟变之时，社会变革之际，各色人等的表现，格外使人发生兴趣。特别是那些与旧制度有着最密切关联的官员们在旧制崩溃时期的变相，更是令人玩味。此处，以辛亥革命时期的岑春煊为案例，来检视时代革故鼎新之际清朝官员的异动，考察这些“昔日委质为臣者”是如何成为“国之公民”的。岑春煊系晚清重臣，势力几与清季督臣中最显赫者袁世凯相颉颃，有“南岑北袁”之谓③。但阴差阳错，岑氏在1907年的“丁未政潮”中落败④，罢官寓沪赋闲，等候东山再起。保路运动的爆发给其提供了机会。 一 “朝局中本有朋争伙斗之象，经此一乱，其危象益显见” 1911年5月9日，清朝皇族内阁颁布铁路干线“国有”上谕，迅速引发湘、鄂、粤、川等省的保路风潮，以四川最为激烈。9月7日，成都血案发生，“自是川乱遂大，难以制止。各路电线，皆被斩断，断绝往来官文书”⑤。清廷于9月15日发布紧急上谕： 开缺两广总督岑春煊，威望素著，前任四川总督，熟悉该省情形。该督病势，闻已就痊，著即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岑春煊向来勇于任事，不辞劳瘁，即著由上海乘轮，即刻起程，毋稍迟延。⑥ 此番起用，帷幕重重，牵扯清朝高层的重大人事变化。在中央，“其时亲贵争权，政成于贿，回扣分赃，致奕劻与载沣交哄不已”⑦。除摄政王载沣与庆亲王内阁总理奕劻的矛盾外，掌握财权的度支部尚书载泽也利用其与隆裕太后的特殊关系操弄其间，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为其政治联盟。“盛宣怀既失铁路之利，郁郁不伸者累年。已而袁世凯黜，载泽与粤党争权，窥其有隙可乘，遂贿载泽六十万金，起用为”。在地方，封疆大吏各怀其心。前任川督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以王人文护理川督，却不正式授予，而是推荐其弟赵尔丰署理，让王人文转去接手赵尔丰的川滇边务大臣，“以封疆重任，乃兄弟私相交代如此”，⑧自然引出王人文的忿怒，出于给继任者留下麻烦的考虑，也有同情川民的成分，王人文对川省保路运动抱支持态度。瑞澄，“则恐端方挤其两湖总督，恳求肃邸转恳隆裕太后，力予维持，遂不得不党同端方，奏参赵尔丰，为端方辟回翔之地”。成都将军玉崑，“本庆王府包衣，庆（奕劻）不满意借债，谓外界必有反对者，玉素闻之”。⑨故保路风潮激荡时，玉崑不施援手，使川督赵尔丰难于独立应付。前往查办路事的川粤汉铁路督办端方则迟迟不愿入川，面对盛宣怀等中央大吏的一再催促，9月13日，端方索性提出和盛宣怀同行入川，“阁座未谅鄙意，仍责鄙人迅往，实属进退两难。惟有请公（盛）偕行，庶释川人疑虑。公如允往，大局之幸；公不肯行，鄙人惟有将真确为难情形，奏请宸断，另简重臣”⑩。盛宣怀自推行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后，成为众矢之的，几乎已到川人皆曰可杀的地步，邀其入川，岂不是给盛出了一个绝大难题，简直就是在胁迫。14日，盛宣怀反过来指责端方“迟迟吾行”(11)。当晚，郑孝胥到盛宣怀寓所看端方来电，得出的印象是端方“退缩不暇”。郑孝胥对端方如此慌乱甚感惊诧：“此公方寸乱矣”。(12)事情至此，说明以端方来挽救川事，已不能指望。此时，四川保路同志会赴京请愿代表在上载沣的《叩阍书》中也认定：“酿乱萌者，实盛、端两大臣，而瑞（澄）为之助。”(13)说明这几人已遭川人反对。不管从哪方面来说，另简新臣势在必行，前揭岑春煊出山的朝命即在此情势下颁发。 但最初得到举荐的并非岑春煊，而是袁世凯。8月28日，端方首次动议起用袁世凯。“非有慰帅其人者，万不克镇压浮嚣，纳诸轨物”。9月1日，端方再提“查办一差，商之莘帅，此役项城最宜”。(14)尽管有端方等推动，清廷却用岑，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摄政王载沣不到走投无路时，是断然不会同意提防对象袁世凯的复出。 盛宣怀和载泽是重要的推岑人，为避嫌，他们策划先由外臣联名奏请。于是致电瑞澄：“川事一误再误，公拟举声威素著之大员，或可闻风先解，其行亦必神速。次帅（赵尔巽）来电亦商改派。事已急切，公可否电商云帅？会同电奏，逊敷必为内应。”同时，盛宣怀另电赵尔巽：“午帅（端方）尚未到宜（昌），弟等均以为不然。泽公接莘帅（瑞澄）函，请改派西林，似与尊见相合……如公以为然，可否电商莘帅，会同电奏。邸座（奕劻）公忠体国，亦必不以私嫌而误大局也。”(15)此处提到的泽公即载泽，他与奕劻抗衡，故愿引进丁未政潮中遭奕劻等陷害的岑春煊。载泽关心此事，还有另一层动因，因其任度支部尚书，铁路借款与其直接有关。而瑞澄亦与载泽有特殊关系，“瑞（澄）为泽公妹夫，袒甚力”(16)，故有此请。但瑞澄虽然同意奏请岑春煊赴川，却不愿出头，复电盛宣怀：“川事非云老不办，而内多阻力，亦无如何。次帅欲商改派，彼如约我，当附骥尾，澄未便发议也。”瑞澄不愿单独入奏，提出“内多阻力”，不消说，是不愿为业已赋闲的岑春煊而开罪大权在握的内阁总理奕劻。因有切身利害，赵尔丰之兄赵尔巽却等待不及，只好单独上奏：“凡办路之人，川皆反对，端方去必无益。拟请特简锡良、岑春煊会同前往查办。”(17)赵举荐的有锡良和岑春煊两人，均曾履任川督。朝廷选定了岑春煊。实际上，外臣的入奏只是形式，在内廷，起用决定在日前就已拟定。14日，盛宣怀就已经致电岑春煊： 上海岑宫保……城外有乱民数万，沿途并有该党搜索。资、成线阻，邮电不通。莘帅、次帅电商改派，上公仍请派公。事棘，当局似难再执私嫌。公若闻命，万不可辞。公英锐，行必速。(18) 推岑出山，在时间上颇有算计，盛宣怀透露：赵尔巽“奏到，总理适假，乃发表韬公，早有伏笔也”(19)。其中，“总理适假”一句大可深究，奕劻与岑春煊水火不容，所以，特选定在奕劻休假期间，以免受阻。岑春煊能够出山，亦与成都官府与外界联系中断相关，“枢府本不愿用岑，莘帅保之，汝父（赵尔巽）又保之，又适值七日川不通电，内□惶急，始通而出此。及旨下之明日，电奏已至。但早一日到，则无此一番事矣”(20)。此时，与保路运动相关的清朝官员出现政治分野，载泽、盛宣怀、瑞澄等联为一气，与清朝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直接关联，主张对保路运动强力镇压；奕劻、玉崑等为一伙，他们并不支持保路运动，但因未从中渔利故袖手旁观；王人文及川籍京官等互相呼应，岑春煊与其立场相近，对保路运动取支持态度；赵尔巽、赵尔丰、端方等依违各派之间。但他们又都有统一特点，就是均以个人或集团利益为最大依归，而置王朝利益为其后。其间的派系斗争，时论有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