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骄傲而自信的清朝一败涂地，从此，长期位居东亚国际秩序中心的天朝外交由一贯的强势外交一变而为弱势外交。①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历史上基于强大文化功能形成的“天朝体制”②下万国来朝的局面，使中国人积累起来的主要是强势外交经验，弱势外交经验则相当贫乏。因此，被近代西方列强击败的清王朝，一时间难以找到弱势外交的注脚，只好挪用祖传的羁縻古法，初步形成了带有自身文化特色的弱势外交操作模式。从晚清外交的实践来看，晚清弱势外交的操作大致可分为“抗争→妥协”及“抗争→寓抗争于妥协”两种模式。③这两种模式交叉存在，且都是从“抗争”（包括接触期的外交和军事抗争）开始。但初期的抗争由于冲突双方经济、军事实力以及外交观念、体制的差距，往往以清廷失败告终。清廷的外交操作自然由“抗争”过渡到“妥协”，或“寓抗争于妥协”。如果说前期的“抗争”主要是军事对抗（也兼有外交抗争）的话，那么，后期的“妥协”或“寓抗争于妥协”则主要是外交操作（也不排除军事冲突）。历史地看，“抗争→妥协”的模式产生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兴“抗争”之始，耆英结“妥协”之果。但随着中西接触、交流的深入，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清廷外交虽然总体上仍因循“妥协”，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酝酿产生了一种不同于纯粹妥协的“寓抗争于妥协”的思想和实践。 如果我们从上述操作层面来观察晚清外交，那么，有一个人物必定进入我们的视线，那就是耆英。众所周知，耆英是我们上面所说晚清“妥协”外交操作模式的代表人物。由于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妥协”有法，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清政府免除了一时的兵燹之祸。如果就一时成败而论，林则徐的“抗争”是失败的，而耆英的“妥协”则是成功的，但当时天朝的体制和文化价值观却都认同林则徐之“败”而不齿耆英之“胜”。因此，咸丰皇帝一上台，耆英就受到惩治。④但这个人的特殊性却在于：他不但参与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清廷外交的实际操作，还应势登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外交舞台。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外交活动和命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晚清外交操作模式的某种变化。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关于耆英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外交活动，由于史界同仁的努力，事实已基本清楚，而且对如何评价耆英及其外交活动也多有论述。⑤但是，有关耆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外交活动，尤其是他与俄罗斯馆的种种瓜葛、与俄国使团的谈判等情况却鲜为人知。本文根据中俄档案史料对这些问题加以论述，以期有益于晚清中俄关系史的研究，并希望通过对耆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再次参与外交实践的探讨，使人们对晚清弱势外交的操作模式有一定的认识。 一、耆英的复出 众所周知，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廷并没有振作起来。炮声一停，帝国便又恢复旧貌，一片沉寂。虽然有林则徐、魏源、徐继畬等极少数进步思想家对世界大势进行了有限但可贵的探索，但影响不仅未能普及政治实践层面，就连思想层面也似乎未留下多少痕迹。可以说，命运留给中国改革振兴的十几年光阴(1842-1856)被白白浪费了。⑥唯一值得称道的是咸丰皇帝一上台，就惩办了妥协代表穆彰阿、耆英等。但是，很显然，对当时的大清王朝来说，关键问题并不在于是否惩罚一些曾经实际进行妥协外交操作的官员，而在于变革、振兴。抱残守缺不可能使帝国的弱势外交局面有所改善。虽然贬了穆彰阿、耆英之流，但弱势外交的土壤仍在。因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耆英也就应势复出了。 1854-1856年，英、法、美等西方列强陆续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遭到清廷的外交和军事抗争。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广东抗争失败。⑦1858年4月，英法联军按照其预定的侵略计划，伙同俄、美两国北上，陈兵渤海湾。⑧5月20日，联军仅用几个小时就攻陷大沽炮台，京、津面临危局，清廷在天津的初步抗争宣告失败。5月24日，直隶总督谭廷襄上奏，力主妥协：“第统观事势，细察夷情，有不能战，不易守，而不得不抚者。”⑨5月26日，联军舰队直抵天津。⑩5月27日，俄使普提雅廷代表列强通告谭廷襄：“一，四国使臣必欲进天津城商办事件；二，诸务办结后，必欲进京。若不面见大皇帝亦可，但当与大学士等辩论，请派全权大臣来津议事为要。”(11)抗争的失败、地方督抚的意见、列强的催逼等等，所有主客观因素都合力决定着清廷的外交操作原则不得不再次定位为“妥协”。 5月28日，清廷派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赴天津办理“夷务”(12)，准备向英法联军妥协。如果说“妥协”是一种操作经验，那么桂良和花沙纳显然不是最佳人选。那究竟谁是最佳人选？部分权臣不约而同地想起被贬谪在家的耆英。于是，巡防王大臣惠亲王绵愉、怡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以及军机大臣彭蕴章、柏葰、穆荫、杜翰等共同保举耆英再次出山，办理“夷务”。(13)咸丰皇帝正担心桂良和花沙纳因没有“妥协”经验而不能全“妥协”之功，所以巡防王大臣等人的保举可谓正中其下怀！ 6月2日，咸丰发布上谕：“耆英着赏给侍郎衔，办理夷务。”(14) 6月3日，咸丰皇帝为此连发三道“廷寄”(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