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修京师贡院与科举制的终结

作 者:

作者简介:
关晓红,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广州,510275,hssgxh@mail.edu.cn。

原文出处:
近代史研究

内容提要:

1904年科举减额缓停至1905年立停之间,科举改革的走向、方式及时间,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议修京师贡院为其中重要关节。在京多数部院官员主修贡院,表明缓停定议可能节外生枝,废科举的取向变数极大。张百熙、端方、袁世凯等人采取断然之策,改缓停为立停;张之洞于此虽一度犹豫,但最终附和。疆臣与枢机相互沟通联络,促成军机处和政务处的人事调整,并说服当政绕开部院会议,直接宣布立停科举。制度变革进程充满玄机,从或然到必然,相关人物的主观努力相当重要。只是精心谋略与强行干预虽可排除障碍,促成科举终结,却难以消除隐患,化解矛盾,避免急行效应带来的社会震荡。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9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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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5年9月2日,清廷改变初衷,毅然变更仅仅一年多前所作减额缓停的成议,由十年三科缓停改为立停科举,以此为标志,中国历史上延续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宣告终结。

      学界既往关于清代科举制的研究成果丰硕,在科举停废于近代中国社会影响的探究与思考方面,更是宏论迭出。①就停废的具体原因与过程而言,则以傅吾康、王德昭、何怀宏及刘绍春等人的研究有所开拓和深入。②然研究者目光多聚焦于学堂发展与科举所存在的矛盾,以及日俄战争的影响。而因资料散佚,一些重要史实模糊不清,不少论著在述及科举停废相关史实及原因时,多依据章程条文直接铺陈,对科举改革从十年三科减额缓停到立停大跳跃的真实诱因、决策过程、最终结局的不同影响等仍有忽略,低估了科举制与社会文化根深蒂固的纽结,以及停废进程经历的曲折波澜,在制度兴革与人物事件等关系方面亦难以深入。

      科举改革的呼声由来已久。自1842年两广总督祁埙上奏议改科举至1905年科举立停,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至少有18份奏章先后经中央部院讨论,却相继被阻止搁置。③即使到1905年春季,新式学堂虽经朝野上下再三提倡,前景仍不明朗,无论规模、发展态势抑或社会影响,仍无法显示足够优势,与千年科举的社会惯性及文化心理相抗衡。科举的存废,成为清廷的两难抉择。倘若以学堂与科举之优劣而定黜留,立停科举有着明显的或然性;但或然性不等于必然性,即使按清廷原定十年三科减额缓停的预设,科举制的最终结局也还未能确定。

      促成科举由缓停至立停重大转变的契机,即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周馥、岑春煊、端方六人联衔会奏的《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学界已经耳熟能详,但作为此事导火线的1905年春夏为修复京师贡院所展开的讨论争议,虽规模甚大,范围颇广,争论激烈,对科举停废决策的变更至关重要,然而其具体内容与实际影响却多被忽略,未能与六督抚联衔入奏之事相联系。有学者在张之洞研究中,略及其对修复京师贡院的态度,但关注点在张之洞,且他们对张与科举立停关系的判断存在分歧。④笔者此前论述科举立停与清末政情的关系时,已提及京师贡院修复一事对科举立停至为关键。⑤本文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相关档案,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可将此事原委及过程大致复原,进而显示修复京师贡院争议,与科举制度的终结密切关联,由此可见科举改革过程,以及骤停科举的酝酿决策,均为一波三折。

      议修京师贡院出人意料的结果,以及此后改革派的种种努力表明: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或然性,使得制度变革充满变数与玄机。将或然转化为必然,历史人物的主观努力极为重要。而精心谋略与人为干预虽可排除改革障碍,简化程序,解除威胁,使终结科举的目标迅速实现,却难以避免由此遗留的隐患与急剧变革带来的社会震荡。

      一、借闱河南与减额缓停

      议修京师贡院与科举存废息息相关,不仅因为京师贡院是清廷举行会试之所,千万士子心中的圣地,更由于修复京师贡院的动议与讨论,正值清廷批准张之洞、张百熙、荣庆奏请十年三科缓停科举的次年,时间点相当微妙敏感。

      1905年春夏,随着辛丑和约关于京师科考禁考五年期限的行将结束,荒置数年的京师贡院重修事宜提上日程。京师贡院始建于明代永乐乙未年,据说是元代礼部旧基,明神宗万历年间重修。⑥其时规模略小,面积长宽各160丈,内有举人应试号舍4900间。张居正曾书《京师重建贡院记》记其盛况。⑦清代京师贡院有所扩建,号舍达12000多间,但每遇乡试人多,仍须加添棚号,故光绪十二年以后,又增建3000间,总计15000多间。⑧光宣年间充当吏部考功司掌印的何刚德,回忆其光绪三年参加会试时,年久失修的京师贡院“已极破坏,号末座位离地仅及尺。号壁崩蚀,棹〔桌〕板不能安,每以带悬板于梁,以置笔砚。可谓苦极矣。雨天滴漏,尤为不堪。每科必有工程。”⑨

      辛丑条约谈判时,作为对所谓滋事地区士子的严惩措施,列强坚持停止京师等地五年科考。为此,李鸿章与各国公使曾几度僵持,不得已,只能向朝廷提出:“揆度情形,会试难在京城举行,将来只可由礼部另筹变通之法。”⑩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京师贡院遭受战火重创。1901年6、7月间德国军队撤退,顺天府尹陈夔龙多方交涉后讨回贡院,他与宛平知县等人到场勘查,发现“所有号舍房间,各门座十毁七八”,主要堂屋多被拆毁。倘若修复,工程浩大,所需资金甚巨。鉴于辛丑和约停止五年科考的规定,以及巨额赔款使库帑异常支绌的现实,陈夔龙建议从缓办理京师贡院修葺。(11)而刘坤一等大员纷纷致电西安行在:“京师贡院被焚,今年顺天势不能开科”,建议展缓科考。(12)在缓期与易地之间,清廷权衡再三,作为变通之策,决定京师地区乡、会试借闱河南。

      1902至1905年京师乡会试借闱河南期间,有两份关系科举命运的重要奏章引起朝野普遍关注,舆论反响十分热烈,直接影响到此后京师贡院修复的讨论。

      第一份奏章为1903年3月11日,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的《奏请递减科举中额专注学校折》,该折提出:为学堂发展并逐步替代科举,应对乡会试予以酌量变通,即通过分科递减的方式,将科举录取之额均分后“按年递减”,“学政岁科试分两科减尽,乡会试分三科减尽”,“俾天下士子,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13)照此方案,十年后科举制即将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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