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期以来，思想史、经济史、学术史、文化史等历史学分支学科的研究都以政治史的分期为分期，如1840年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开端，也被视为近代史其他分支学科的开端。不可否认，中国近代政治史与中国近代史的其他分支学科关系非常密切，这些分支学科受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影响之大是不言而喻的，但也必须看到这些分支学科有着自己发展变化的内在理路及其特色，不应完全等同于中国近代政治史，因此，这些分支学科的分期也并不一定要完全等同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分期。就作为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的中国近代思想史来讲，我是不赞成以政治史的分期为分期的。因为思想史的最大特点是其发展的连续性，无论古今中外，莫不如是。相比较而言，政治史的连续性就不如思想史的连续性那么明显，那么强烈。这是我不赞成以政治史分期代替思想史分期的第一个理由。 我不赞成以政治史分期代替思想史分期的第二个理由也是主要理由是，思想史和政治史各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有自己研究的内涵和外延。就中国近代思想史而言，它研究的主要是不同时期的中国人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和势力的利益出发，围绕中国近代社会面临的两大主要任务，即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所提出的思想、观念和主张，以及这些思想、观念和主张提出后对社会产生过哪些影响，是通过什么途径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参见拙文《如何进一步深化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光明日报》2005年1月25日）。而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则是不同时期的中国人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和势力的利益出发，围绕中国近代社会所面临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两大主要任务所进行的政治斗争和制度建构，以及这些斗争和建构对社会产生过哪些影响，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所以某一人物或某一事件在政治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甚至是划时代的大事件，但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可能就不那么重要，比如袁世凯，人们无论对他如何评价，是肯定他，还是否定他，但都不得不承认他是中国近代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人们书写清末民初这段政治史时，不可能不写他，甚至要重点写他。但袁世凯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就很难说是重要人物了，人们书写清末民初这段思想史时，就不会重点写他，甚至可以不写他。晚清的最高统治者慈禧亦然。书写晚清政治史，当然少不了她，因为她不仅是辛酉政变和戊戌政变的主角，而且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清末新政的操纵者、反对者或主持者，是历次对外战争的最终决策人。但她不是一个有思想的统治者，在思想史上没有她的一席之地。反之，像魏源、龚自珍、包世臣、王韬、马建忠、何启、胡礼垣、郑观应、陈炽、严复、鲁迅、周作人、冯友兰乃至胡适、梁漱溟、张君劢、张东荪这样的思想家，他们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可以说毫无地位可言或者地位不很重要，但他们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则不可抹杀，书写中国近代政治史可以不写他们或不重点书写他们，但写中国近代思想史他们一定是重点书写的对象。一些事件也是一样。如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它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界线，但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它就不具有分界线的重要意义。与五四运动相反，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要比它在政治史上的地位重要得多。再如，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在政治史上当然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它标志着北洋军阀统治的结束和国民党统治的开始，这也是国内所有的政治史著作都以它为历史分期的重要原因。但如果把它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期，就不如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更合适一些，因为九一八事变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发展的影响更大。如此等等。既然中国近代思想史和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对象不一样，其分期也就不可能完全一样。 依据思想史自身演化的内在理路及其历程，我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可以以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亦即嘉道年间到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为第一个时期，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第二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又可以以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二个时期又可以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这样，中国近代思想史便可以分为嘉道年间到1895年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到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新文化运动兴起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样四个阶段。 几乎国内所有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都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其开端。但我认为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开端不仅人为地割断了思想上的联系，而且有外因决定论之嫌。它只看到1840年鸦片战争引起的中国思想向近代的转型，而没有进一步探讨西方挑战所以能引起中国思想向近代转型的原因，忽略了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内部所孕育的一些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对中国思想近代转型的重要影响。因此，我主张以整个嘉道年间而非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逻辑起点。嘉道时期复兴的经世思潮为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提供了可能性，而发生于此时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则为经世思潮注入了新的内容，从而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正是在嘉道时期中国传统思想迈出了向近代转型的第一步，并对近代尤其是晚清思想发生了重要影响（详见抽文《中国近代思想史开端之我见》，《光明日报》2007年9月19日）。第一次鸦片战争给经世思潮注入的新内容，主要是魏源等人于鸦片战争后开眼看世界和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从而开启了了解西方、向西方学习的新潮流。嘉道之后，先是发生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接着是以“制洋器”、“采西学”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的兴起。作为一次旧式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并把中国传统的平等思想推到了极致。同时，它对西方新式武器的采用，尤其是洪仁玕《资政新篇》的提出，又使它具有了一些不同于旧式农民起义的思想内容。而兴起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洋务运动，就性质而言，是对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实践。 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中国割地赔款，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又一次巨大灾难。这场灾难不仅使早已存在的民族危机变得日益严重，同时也成了中华民族觉醒的起点。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正是从甲午战争开始，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此之前，我们所谓的学习西方，主要是学习西方的器物文明。但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的覆灭，则标志着以“制洋器”“采西学”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的破产，而洋务运动的破产则说明，学习西方不能仅仅只学习西方的器物文明，还必须从西方学习更多的东西。于是中国从学习西方的器物文明开始进入到学习西方的制度文明的新阶段。与此同时，曾风靡西方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天赋人权、社会契约等民权平等思想也开始传入中国，并成了人们要求社会变革的理论依据和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武器。在此之前，人们要求变革的理论依据是传统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观”，人们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武器是传统的“民重君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观”。在西方，宣传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为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掠夺和征服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其他民族服务的，但在甲午战争后的中国，它则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强化了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正是在甲午战争后的19世纪末尤其是20世纪初，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开始形成。而近代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便是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在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问题上，当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案：一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提出的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一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提出的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国的方案。其结果，革命派提出的方案虽然战胜了立宪派提出的方案，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形式上建立了起来，但在实质上，封建专制主义依然存在，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