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07-0142-13 如何从宏观角度把握中国近代史，一直是学术界饶有兴味去讨论的一个问题。对此，张灏提出了“转型时代”的概念①。这个概念力图从整体上观照1895-1925年的历史，并以此为中国近代史重画了一个研究版图，其中所包含的洞见对许多论题都有重要的启发，②比如此时段内生活史的研究。目前一提到生活史研究，似乎总要和消费、世俗、逸乐、商业等等挂起钩来，仿佛缺少了这些“都市繁华”，生活史研究就丧失了其存在的意义。其实正如周锡瑞所指出：社会、政治、经济的因素必须重新放入整个20世纪中国史的研究之中③。张灏“转型时代”论的提出恰恰也是因为在1895-1925年间发生了各种思想、社会、政治、经济上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延绵不绝，互相缠绕，最终合力改写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格局。④有鉴于此，笔者尝试以学生的生活史为例来重新审视“转型时代”中的一些重大变化。之所以选择学生，并不因为他们在当时的吃喝玩乐与消费逸乐里开风气之先，而是因为他们是近代大变局中的核心角色——读书人的群类之一。当然，一篇文章不可能对此论题面面俱到地展开论述。笔者只是选择了晚清到“五四”等几个历史关键点来分析学生生活是如何在急剧变迁的时代里产生一个又一个变化的？而这一个又一个变化又是如何影响大时代走向的？并在此基础上再思“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之说。 一 “转型时代”中传统思想及伦理纲常的四个重要建制性凭借：科举、法律、礼仪及政权都在20世纪初依次倒台⑤。对清末的学生而言，改变其生活世界最为剧烈的是废科举和对政权认同的变化。废科举的深远影响已多有学者申论，下面笔者将主要围绕废科举、兴学堂后学生们对求学与前途茫然之感的产生做一些讨论，这是以往研究关注较少、但却是学生生活的重要转折之一。 科举时代，每个士人围绕着功名展开生活，虽也“有杈路走得”⑥，但何为正途，哪是杈路和两者之间的优劣高下却连下里巴人都分得清。即使八股改策论后，只要略懂新学皮毛，稍携《新民丛报》也不至掉队太远。河南就有“善于揣摩者”听闻“京师大学堂新添伦理一科，恐场中命题”，遂急急购买《伦理学》，以“预备调查耳”。⑦ 而学堂兴起从本质上说既是一个趋于统一和标准化的过程，又是一个从通识专攻、科目选择、层级设置再到日后出路的不断分化的过程。在这不断分化之中，一开始因有科名奖励、不收学费和朝廷办新政所开辟的“仕进空间”，学生们尚有其上升的阶梯。但当科名奖励逐渐泛滥，学费开始征收和新政所开辟的“仕进空间”越来越小后，对大部分学生而言求学与前途的不可知越来越清晰，随之产生的是一片茫然。 首先，这种茫然在于经济上的压力。像胡适在上海读书时日记中形容自己是：“迩来所赖，仅有三事，一曰索，索债也；二曰借，借债也；三曰质，质衣物也。此种景况，已不易过；今则并此三字而亦无之，则惟有坐弊而已耳。”⑧即说明由经济压力所产生的茫然之深。科举时代有族例成规、学庄义田、书院膏火等建制来扶持读不起书的士子们。学堂非但都无，而且还增加了学费、操衣、旅费等支出，这显然对学生家庭的经济状况提出了更高要求。除了上述因素，在笔者看来尚有一点值得注意：在传统社会中“读长书”求功名的人只占人口数量的极小部分，其他人的修学无年期的限制，一般为数月到一两年不等。⑨但如果读了学堂，按照当时学制小学九年、中学五年计，即使前述各类支出不计，单是学生的基本生活费也将相当可观。⑩像当时重庆中学堂食费每月两千四百文，不过约合银元二枚，但在其间就读的任鸿隽也曾数月无钱付食费，幸而学堂监督借款偿付，才得以渡过难关。(11)更要命的是，如果不进入法政、电报等专门学堂，而是顺着小学、中学、大学乃至留学之路一直走下去，那就会像舒新城说：“拿着‘将本求利’的眼光来衡量教育效果，仅足温饱的父兄，亦何甘以四五千元血汗之资，送子弟由中学而大学，造成一个分利的分子。”(12)这一点到民国时更有愈演愈烈之势。 其次，在于各类学堂从考试到教学的“各显神通”，变化无常。如夏丏尊的亲戚都认为他应去上海读外国书，据说如从最有名的梵王渡（圣约翰大学）毕业是“包定有饭吃”。他父母也觉得“科举快将全废，长此下去究不是事”，遂让他往上海去。到了上海，夏氏才知以他的英文程度进不了梵王渡，于是改入中西书院，在那里“英文是最被注重的，国文则最被人看不起”。(13) 可同样在上海，胡适所在的梅溪学堂就和中西书院等教会学校不太一样。分班的标准是国文程度，英文算学的程度虽好，国文不到头班，仍不能毕业；国文到了头班，英文算学还很幼稚，却可以毕业。胡适由于在安徽老家私塾里“读了许多古书”，应对梅溪学堂里的国文不费吹灰之力，更能进一步指摘老师的错处，从而一天内连升四班。(14)更极端的例子是投考保定陆军学校的张群，考国文、数学、理化三科，仅在国文上“大做文章”，其他两科一题未答，最后竟也金榜题名。(15)不过并非所有人都像胡适那样对国文应付自如或有张群式的好运气。像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投考的是一个她梦想中的“维新学堂”，但“维新学堂”的入学试却以国文为主，题目并不难——“女子读书之益”，她也只能写出“女子者，国民之母也”这样的新套语，就笔下枯滞，最后勉强以百多字敷衍成篇的文章进学，分在乙班。可是这个“维新学堂”和梅溪学堂的规矩又不一样，是“各科全要好，并不单重国文”。因此，那些未受过多少新教育却因国文出色入甲班的女学生就读得非常吃力，且由此常怀疑老师偏袒杨步伟等人，进而还闹出了不大不小的风波，可见是时考试与读书之间亦相当分裂。(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