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美、中英先后签订《天津条约》,汕头开埠,外国人有在汕头自由租赁地盖屋设立栈房礼拜堂医院坟基之权。与上海、天津、汉口等地设有专门的“画地为牢”的租界不同,列强势力在汕头口岸的拓展,一直处于与中国地方官员讨价还价的状态。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清醒地认识到,租界并不是近代列强在中国取得土地的唯一模式,他们常常用“居留地”或者“通商场”等来概括除租界之外的外国人在通商口岸租买土地的其他形式。①在以往诸多研究取向中,侧重从实际运作和区位空间等层面考察外人租买土地时所发生的冲突和调适的视角,似乎还不多见。有鉴于此,本文将根据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所藏的《英国公共档案馆档案》,重点分析其中所记录汕头口岸开埠后的两次涉及中外的地产争端,配以一幅幅生动的晚清官场运作图景,通过揭示清末汕头街市形成过程中列强租买土地策略的某些转变以及中国地方官员所作出的应对,以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近代中国沿海港口拓展进程中的某些复杂面相。 汕头港位于三江之水入海的汇集之地,东侧是韩江西溪下游支道梅溪出海口,北面是榕江的入海口,西面的练江也有一支汇入港中,港湾入口处有妈屿岛扼镇,阻挡风浪,港口条件十分优越。前人的研究表明,汕头在开埠前称“沙汕头”,隶属潮州府澄海县
浦司管辖,1861年开埠后,始称“汕头埠”。开埠时,街市仅限于沙汕头汛(现外马路与升平路头交角处)、关帝庙、天后庙和行街、顺昌街、老市(也称闹市)、打锡街等数十家庙宇、小店。海岸线从现在的外马路沿铜山路头(即现居平路打石街等处)、道台衙(即现同平路)至花园坞塭(即现乌桥)入夏岭港。烟墩(即现张园内街附近)以东,统称“崎碌”。来往福建铜山的商船,停泊在铜山路头。② 开埠后,美、英、德、法、日等列强相继入侵,在汕头设立洋行、医院、教会、学校,争地建码头、仓库等。美国德记洋行、英国怡和洋行率先开办,继而有德国的鲁麟洋行,英国太古洋行、荷兰元兴洋行、鸿茂洋行、美国三达洋行等纷纷接踵而至。他们利用买办和雇员,假手套买海坪,无限制地影射、填筑和霸占西、南两面地海坦,造成多起争地纠纷,使汕头街市一步步地向西南方向拓展,海岸线外移,逐步形成现在汕头市区的格局。至民国初年,市区形成“四安—镇邦”、“四永—升平”和小公园三大商业网。③据民国《潮州府志略·附录二·汕头考略》称: 汕头市区,清咸丰以前,面积仅及数里;自开埠以后,陆续扩充,至民国十年举办市政,始将角石及崎碌划入市区,据所划定市区,东至金狮喉巷,西至潮阳之浔洄山,南至角石山顶,北至岐山、蛇浦等处。至今水陆市区面积,已逾六百方里。 短短不足百年,汕头市区扩大到如此规模,既是商贸繁荣之体现,实亦人为因素所致。 一、两行争地之始末 同治四年(1865)十一月初十日,驻扎潮州的惠潮嘉兵备道张铣,接到了英国领事坚佐治的一封照会,敦请他解决不久前发生在汕头的两行争地的案子。该案甫起,即呈复杂之态,甚至爆发了涉案双方“各雇船只枪手,大有相斗之势”。④坚佐治抱怨说,潮州的地方官都不重视此案,只派了个从九品的委员赵某(下文称其为“赵从九”)处理这个案子,澄海县知县冯镇甚至连面也没露,才使事情恶化到这个地步。张铣当然不敢怠慢,连忙以不久前太平军攻陷嘉应州作为理由向坚佐治解释:“潮郡办防孔亟,所需兵勇饷项无出,新任澄海县冯令正在各乡筹办捐款接济军饷,是以暂缓到汕,并非有心耽延公事。”并敦促县令冯镇会同赵从九速赴汕头查办此案(第5盒,第97-98页)。 冯镇到汕头调查了一个月后,于十二月二十日给张铣发回了一个禀稿,禀稿中说,他赴汕头后,“同委员暨鮀浦司并邀集坚领事等传齐两造干证,亲诣该处,按契勘丈”,但作为案子的原告陈玉嘉却临勘不到,这让冯县令颇为恼火。按照冯镇的调查,案情大概是这样的:陈玉嘉(即陈荣记,又称陈阿连、陈亚连)曾经买受王吉合(即王洲)报填坪地一块,“长三十六丈,宽三十丈,坐址汕头新市街口,左至会馆,右至鲁麟行”,后相继与广孚行雇员郭阿伦以及和郭沆瀣一气的砂尾乡李氏宗族发生争执。陈在同治四年正月三十日状告砂尾乡的李阿盘(又称李亚盘)等图占强阻其填坪,七月二十一日呈请给照之后,又控广孚行雇员郭阿伦(又称郭亚伦)强筑混占。而德国商人广孚行主凌嘉却禀称:“伊凭中买受李清合海坪一片,直拾伍丈,横贰拾丈,坐落汕头合顺路头地方,筑建行栈,被陈阿连即陈玉嘉霸填护毁。”这两片地相互重叠而纠缠不清,“地名四至同属一处”(第5盒,第100-101页)。也就是说,同一块地分别被王洲和李亚盘卖给不同的买主,尽管据李阿盘的说法,陈玉嘉系伪契影占,因为陈并没从王洲那里得到上手契,但李姓伪造契约的嫌疑也同样存在,因为这块地本来就是无主海坪,先由买主通过当地大族确立其“管业”,然后加以利用,根本就没有表明其“来历”的上手契。王姓和李姓以当地人的身份,按照俗例填筑海坪,本无可厚非,也无需上手契,没曾想事先没沟通好,终于捅出“一地两契”的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