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9)04-0180-04 外滩公园①（今黄浦公园和陈毅广场）位于上海外滩苏州河和黄浦江交汇处南堍。园址原是黄浦江和苏州河冲积成陆的一块坑洼不平的泥滩，19世纪60年代，英美租界当局对泥滩进行了填土和修整，建造了一座公园。1868年8月8日，外滩公园建成并正式对外国人开放，此为上海第一座公园。公园的英文名称为Public Park，中文译名为公共花园、公家花园或公花园，因其位于外白渡桥旁，时人也称之为大桥公园。 虽名为“公共”花园，但建造它的目的，仅是为外侨提供休闲空间，“这块地方是给在上海的外国社区的居民作为娱乐场所或公园之用”，“中国人没有权利进入公园”。[1]因此，租界当局从公园开放之日起便不同程度地限制华人进园游览。此后，上海租界辟建的其他公园，仿效外滩公园，也多有限制华人进园的规定。 为了限制华人游园，从20世纪初开始，租界公园的门口竟然悬挂着标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几个字的木牌。这一说法在民国时期已广泛传播，解放后几乎家喻户晓，外滩公园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木牌长期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半殖民地性质的最好注解。然而，上海历史博物馆研究员薛理勇在1994年刊发的《揭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流传之谜》一文里，断然否定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木牌②存在的真实性，谓“这是一个人为编造的故事”[2]。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多家报刊载文对薛文进行批评③。这些文章提供了当时不少名人的文字记录以证明该木牌确实存在。薛理勇没有撰文对这些批评进行回应，但笔者在理性分析这些文字资料后认为，质疑木牌真实性的观点是值得保留的。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并非要为薛文翻案，笔者的意图是要对这一传说中的木牌作一理性的历史解读。 一、名人文字记录中的木牌 进入20世纪以后，时人留下了关于外滩公园殖民歧视的笔记。1903年，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外滩公园门口悬一木牌，上书有“犬与华人不准入”七个字。 上午乘车……途中经公园，地甚敞，青葱满目，白人游息其中者，无不有自得之意，惟中国人不得入，门悬金字牌一，大书“犬与华人不准入”七字，哀我华人与犬为伍，园之四周皆铁栅，环而窥者甚多，无甚一不平者，奈何竞血冷至此。[3] 1907年，具有民族主义意识的上海文人李维清在《上海乡土志》中将华人与犬马作比较以突出华人地位的低下。 公花园……东西各国之人皆可游玩，即印度亡国之民、洋人豢养之犬，尚得出入自如，独禁华人入内，是彼之蔑视华人，且奴隶犬马之不若矣。喧宾夺主，实堪浩叹！可知当今之世，惟有强权足恃而已。我侪宜若何努力，以洗刷奇耻耶！[4] 1917年，姚公鹤在《上海闲话》一书中谓，外滩公园门口有一块标有英文的告示牌，意思是“狗与华人不准入内”。 租界中外人公共建筑之所，每不准华人之拦入，喧宾夺主，无过于此。（外滩公园）今门首高标英文于木牌，所云“狗与华人不准入内”是也。[5] 20年代初，科学家陈岱孙“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于某日在外滩公园门口，也看到了写着“华人与狗不许入内”几个大字的木牌。 一天下午我去黄浦滩走走。沿江是一片绿化带，细草如茵，间以疏落有致的树木。我正待步入公园时，忽然看到放在草地前沿的一块白地黑字的牌子，上面写着“华人与狗不许入内”几个大字。对于这横逆与凌辱，我当时是毫无思想准备的，因为关于这类牌子的存在我是不知道的。我陡然的止步了，瞪着这牌子，只觉得似乎全身的血都涌入头部。在这牌子前站许久才透过气来……我们民族遭到这样的凌辱创伤，对一个青年来说，是个刺心刻骨的打击。[6] 下面一则是郭沫若1923年8月28日在《月蚀》中写下的文字。 上海几处的公园都禁止狗与华人入内，其实狗倒可以进去，人是不行，人要变成狗的时候便可以进去了。[7] 1923年11月16日，共产党人蔡和森在《被外国帝国主义宰制八十年的上海》中愤然写道： 上海未开埠以前，一草一石，哪一点不是华人的？但是既开埠以后，租界以内，最初是不准华人居住的，而“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的标揭，至今还悬挂在外国公园的门上！[8] 孙中山于1924年11月25日在日本神户的一次演讲中，也提到外滩公园门口有一块木牌，称木牌上书有“狗同中国人不许入”几个字。 上海的黄浦滩和北四川路那两个公园，我们中国人至今都是不能进去。从前在那些公园的门口，并挂一块牌说：“狗同中国人不许入”现在虽然是取消了那块牌，还没有取消那个禁例。[9] …… 这些资料似乎证明了外滩公园的门口确曾悬挂过那块木牌，证词凿凿。但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文字表述、提供资料的人物身份、资料的年份和来源等因素作理性分析后，笔者有理由对木牌存在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二、从资料的文字表述看 显然，不同的文字记录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一意思的表述，略显不同。是“华人”在先还是“狗”在先？是“犬”字还是“狗”字？是“不得”、“不准”还是“不许”？（见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