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0246(2009)06-0119-09 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都把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说成是戊戌维新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康有为的“两考”在当时虽如梁启超所说的在学术思想界引起震动，但除康门弟子和少数人外，几乎受到新旧人物的一致反对。朱一新、洪良品、翁同龢、孙家鼐、张之洞、陈宝箴、王先谦、叶德辉甚至张荫桓、郑孝胥、陈庆年、章太炎都对康有为的学说不以为然，①“两考”也先后被朝廷以上谕的形式诏令毁版。②连光绪皇帝和他身边主张变法的大臣都影响不了，难道会成为这场变法维新运动的指导思想？这本来是不言而喻、无须辨析的。但奇怪的是，既往有关戊戌维新历史的著述总把康有为视为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的著作因而理所当然地成为这场维新变法运动的理论指导。 笔者近年在翻阅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在百日维新时期，光绪皇帝为推行新政所颁发给京城内外臣工的上谕，除各项改革措施外，就书籍而论，仅有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和张之洞的《劝学篇》，这两本书在当时的影响也是最大的。虽然朝廷对这两本书所持的态度稍有差别，但其从中寻找理论依据以统一官员思想的用意却是十分明显的。戊戌变法的指导思想就是光绪皇帝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明定国是诏》中所强调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也就是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中阐发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和张之洞《劝学篇》反复论证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笔者这样说，是否意味着戊戌维新与洋务运动没有任何实质性区别呢？非也。由政府主导的晚清洋务运动虽然声称以诸国富强之术为辅，但采用的是外国的“术”、“技”、“艺”，且是作为“末”和“辅”来对待的，仍没有意识到向西方学习是国家富强的根本途径，更不敢以发布上谕的形式宣示中外。而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尤其到了戊戌维新阶段，清朝政府却多次以颁布上谕的形式明确指出西法(包括西政)是自强的唯一途径，必须实力讲求，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讲，都是洋务运动无法比拟的。 一、谕令签注《校邠庐抗议》颁发《劝学篇》 《校邠庐抗议》是冯桂芬在1861年写成的一部政论书，书版存于天津广仁堂。过了将近40年，到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接受管学大臣孙家鼐的意见，下令催促直隶总督荣禄紧急刷印1000部，呈送军机处发给部院卿寺堂司各官签注意见，从中了解这些官员的识见。 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共40篇，附录2篇，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各个方面，诸如对选拔官吏、办理外交、保甲团练、财政金融、土地赋税、盐政水利、对外贸易、工农业生产、改变科举、采用西学等等。冯桂芬说：“古今异时亦异势，《论语》称损益，《礼》称不相沿袭，又戒生今反古。古法有易复，有难复，有复之而善，有复之而不善。复之不善者不必论，复之善而难复，即不得以其难而不复，况复之善而又易复，更无解于不复。去其不当复者，用其当复者，所有望于先圣、后圣之若合符节矣。”③又说：“太史公论治曰：‘法后王，为其近已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愚以为在今日又宜曰‘鉴诸国’。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 冯桂芬看到中国当时“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相符不如夷”的现实，指出“居今日而言攘夷，试问何具以攘之。所谓不用者，亦实见其不足用，非迂阔之论也。夫世变代嬗，质趋文，拙趋巧，其势然也。时宪之历，钟表枪炮之器，皆西洋也。居今日而据六历以颁朔，修刻漏以稽时，挟弩弓以临戎，曰吾不用夷礼也，可乎。且用其器，非用其礼也，用之乃所以攘之”。他认为对西方国家必须采取“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的态度。(《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但是，冯桂芬毕竟没有、也不可能摆脱中国儒家传统思想的束缚，因此他的那些“采西学”、“制洋器”的种种“夷说”，还都要服从“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这个宗旨。所谓“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就是《校邠庐抗议》的思想核心。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的思想观念，尤其是对域外知识的具体见解，到了戊戌维新时期已经显得陈旧落后了。④然而，一方面因其具有采西学、变成法的内容而成为维新运动的思想先驱，另一方面又因其斥异教、“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宗旨，非常适合大部分站在传统立场上但支持变法维新的官僚士大夫的需要，从而受到他们的赞赏。这就是为什么《校邠庐抗议》在成书后近40年，孙家鼐还建议光绪皇帝发给部院卿寺堂司各官签注意见的主要原因。 签注冯氏《校邠庐抗议》是百日维新中的一件大事，在京师官场上引起一番骚动。它是在新旧矛盾日益尖锐，特别是变法维新阵营中存在激进与缓进两股不同改革势力严重冲突的背景下发生的。孙家鼐的建议主要目的是想通过学习和讨论统一人们的思想。其一，孙氏想借用这本书对当时的京官进行一次时事测验，使皇帝能了解京师官员的思想情况，根据他们的建议，择善而从；其二，这对守旧势力来说，无疑是一个劝说和敦促，促使他们同意皇帝的改革方案。因为冯桂芬早在30多年前即认为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故极力主张“采西学”、“制洋器”，对西方采取“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的态度。冯氏《校那庐抗议》虽然刊行已近40年，然而对守旧派来说，这些向西方学习的措施，他们依然难以接受；其三，签注《校邠庐抗议》，是要遏止由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所鼓吹的孔子改制学说和“民权”思潮。冯氏此书的写作宗旨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就在孙家鼐呈递此疏的同时，他还上《奏译书局编纂各书请候钦定颁发并请严禁悖书疏》，指出康有为等著述的《中西学门径七种》一书，“其第四种、第五种《春秋界说》、《孟子界说》言公羊之学，及《孔子改制考》第八卷中孔子制法称王一篇，杂引谶纬之书，影响附会，必证实孔子改制称王而后已”。他担心如果“以此为教，人人存改制之心，人人谓素王可作，是学堂之设，本以教育人才，而转以蛊惑民志也”。请求皇上将“康有为书中，凡有关孔子改制称王字样，宜明降谕旨，亟令删除，实于人心风俗大有关系”。⑤孔祥吉先生认为孙家鼐正是要用“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的《校邠庐抗议》来抵制维新派在政治上的改革要求，抵制日益兴起的民主思想。⑥我倒觉得孙家鼐的目的重在匡正康有为等人对中国传统思想重新进行解释的“谬误”，以保证变法维新沿着光绪皇帝在四月二十三日确定的方向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