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4月1日，新一届世界博覽會在巴黎戰神廣場(Champ de Mars)盛大開幕。廣場上矗立着專爲本届世博會修建的橢圓形展館(見附圖一，圖二)。這是一座巨大的鋼筋水泥建築，長490米，寬380米，占地15公頃，26000名工人費時兩年纔建成。①衆所周知，第一届世博會是1851年在倫敦舉行的；四年之後，巴黎於1855年舉辦了第二届；1862年倫敦再次舉辦。以此推算，1867年的這一届當爲第四次舉辦的世博會。 法國人說：這届世博會是“巴黎的節日”，成就了第二帝國(1852-1870)“登峯造極”的輝煌。剛剛經過改造的巴黎，以嶄新的面目迎接八方賓客：街道更加寬敞整齊，自來水與煤氣的普及使整個城市潔淨光明，“春天”(Printemps)等大百貨商店一個接一個地出現……整個展覽期間，巴黎以“現代化大都會”的面貌傾倒了無數前來參觀的外國人(見附圖三)，其中不乏各國政要：比利時皇帝利奧波德二世(Léopold Ⅱ，1835-1909)夫婦，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re Ⅱ，1818-1881)，普魯士皇帝威廉一世(Wilhelm I，1797-1888)、首相俾斯麥(Bismarck，1815-1898)，此外還有葡萄牙皇后、瑞典親王、埃及總督、日本王子……當然，舉辦本届世博會的目的首先是要向全世界展示第二帝國在藝術、科技與經濟方面的成就，同時展現當時世界經濟的發展形勢，所以本届世博會又被稱作“藝術與工業世界博覽會”(Exposition universelle d'art et d'industrie)。 本届世博會的確取得了巨大成功：總共有四十一個國家，50226件展品參展；從4月1日開幕至11月3日閉幕，六個月裏吸引了一千多萬人購票參觀。 爲了將展品和各參展國更好地組織在一起，主辦方精心設計了展館布局，將參展國家(地域)及展品種類(主題)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展館中心地帶是中央花園和人類勞動史展覽；②從中心地帶向四周放射出十六條縱軸，各參展國組成二十四個組合，③以中央花園爲圓心向外呈放射狀縱向排列。若從位於耶拿橋(Pont d'Iéna)的正門進入，④從左至右數，作爲主辦國的法國理所當然占據了第一位，而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英國則占最後一位。除縱軸外，展館還自中心向外依次排列出七個同心圓環形圈，⑤同類產品均安排在同一條環形圈内。這樣觀衆既可沿縱向參觀某一特定國家的展品，又可繞同一環形圈比較各國的同類展品。展館最外圍另設有廣場，除展出室内無法陳列的大型機械設備外，還特意請參展國各自建造一座能代表本民族居民生活水準與特色的住宅與花園。 在這樣氣勢宏大的世博會上，“中華帝國”也占有一席之地(見附圖四)，與暹羅、日本分在同一個參展組合裏，被排列在西南方向的一條縱軸上。三國展區共占地1417.57平方米，左鄰埃及，右靠非洲與大洋洲，走廊對面是波斯的展區。 多種資料顯示，當時在中國長廊上展出的展品數量其實並不很多，但種類堪稱齊全，世博會規定的十大類展品幾乎樣樣榜上有名。⑥具體而言可歸於以下幾類：藝術品類(繪畫、雕塑等)；各種實用藝術類(書籍、⑦文房四寶、樂器、地圖等)；傢俱家居類(漆器傢俱、轎子、廣東漁民生產居住兩用的篷船、陶器、瓷器、漆器用具、象牙扇、竹柄傘、柳條编物、寶塔模型、象牙雕、玉雕、木雕、青銅器、玻璃燈籠、玻璃朝珠等)；服裝服飾類(棉毛製品、朝服、繡花真絲織品等)；礦產品類；⑧日用工業類(森林采伐設備、服裝縫製設備等)；食品類(乾鮮蔬果、食糖、穀物等)；農林機械等。⑨ 本届世博會上不僅有名目繁多的“中國”展品參展，而且還有諸多中國人現身展館。綜合各種報道，可知展會上除了若干參展商外，還有兩位來自浙江的花匠(見附圖五)，三位來自福建的女孩，另外還有一個雜技班及供人觀瞻的一高一矮兩位“天朝居民”及與他們在一起的一位中國女子。與展會總體設計相一致，展館外的廣場上也矗立着一座所謂能代表中國民居的“中國亭”(Pavillon chinois)與中國花園並附設有餐廳(見附圖六)及劇院(見附圖七)。 然而，所有的資料也都顯示出：清政府事實上並未接受參展邀請。早在本届世博會開始籌辦不久，⑩主辦方即向清政府發出了正式邀請，但遭到拒絕。關於這一點，本届世博會委托的學術出版商法朗索瓦·杜居安(Francois Ducuing)出版的《1867年巴黎世界博覽會畫册》清楚地寫道：“1865年5月，一封邀請函就已交給北京朝廷。答覆並非如大家所期望的那樣：中國政府拒絕追隨其他東方國家的榜樣，這些國家以如此高的熱情響應了法國的號召。” 那麽，中國如何出現在世博會上，又是怎樣展出了種類如此繁多的展品呢？ 杜居安的書接着給出了答案：“正在此時，一位對中國語言、習俗熟悉得就像是對他自己國家一樣的人，一位藝術家、學者，同時也是一位普通人……戴爾維·德·聖德尼侯爵，建議以他個人的人力物力組織中國展。用不着再說大家是多麽急切地接受了他的自薦。”(11) 顯然，這位後來被法國政府任命爲“世博會中國專門委員(commissaire spécial de la Chine)”(12)的實際承辦者是自動請纓後獲准的。熟悉法國漢學史的人恐怕對這位戴爾維·德·聖德尼侯爵(Marquis d'Hervey de Saint-Denys，1822-1892，見附圖八)的名字並不陌生，他就是法國19世紀的漢學家德理文。他以一部《唐代詩歌選》(Poésies de l'époque des Thang，1862，見附圖九)而享譽文學世界。在這部譯作裏，他首次系統翻譯、介紹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三十五位詩人的九十四篇詩作，還在文前附上了一篇長達一百零八頁的序文《中國人的詩歌藝術和詩律學》(L'art poétique et la prosodie chez les Chinois)。這是西方漢學界首次對中國詩歌進行的系統且深入的研究與介紹，也是西方學人、作家迄今爲止了解中國詩歌必讀的經典之作。除此之外，他還譯有《離騷》(見附圖一○)、《今古奇觀》(13)等文學作品。而在農學、民俗學、人種學等方面，他也都有譯作或研究成果面世。對於德理文的生平著述，後文還將詳述。此處我們仍將繼續討論聖德尼侯爵是如何和怎樣籌辦1867年巴黎世博會“中國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