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1[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4-0147-09 1911年广东光复后，革命党人在广州建立了广东军政府，由同盟会—国民党中政治上最接近孙中山的人物执掌政权，尽管他们执政仅一年零八个多月，却为建设新社会付出了很大努力，是革命党人很重要的一次执政实践。不少学者对革命党人掌权的广东军政府做过研究。②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集中考察其时广东军政府社会文化改造之努力与社会回应，讨论革命党人与广东地方精英的关系，反映清末民初社会变动中知识与政治的影响。 一、清末广东地方精英的“趋新”与社会参与 本文的“地方精英”指接受过相当程度教育，并在地方社会有影响力的群体。传统意义上的“地方精英”一般指士绅。晚清以后，留学生、新式学堂毕业生等拥有新知识背景的群体大量出现，尤其是科举制度废止后，新教育空前发展，学生规模急剧壮大，新式学堂学生也在地方社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晚清广东有一支庞大的士绅队伍。据张仲礼统计，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广东的正途与异途绅士合计有110705人，家庭人口达553525人，属于全国士绅较多的主要省份。[1]广东的新式学堂发展也很快，1909年广东的新式学堂学生超过8万人。[2]尽管从教育背景看，清末地方知识精英可以分为传统士绅、留学生、新式学堂学生等几类，但从知识体系而言，地方知识精英难以清晰地划分“新”与“旧”。不少科举体制下的士子，也通过新式学堂接触新的知识体系。据清末两广学务处统计，广州所办各类师范科毕业的681名广东籍学生中，正途士绅占50.4％，1907年设立的广东巡警学堂中的367名学生，都是有功名的“贡监生员”。③1906年设立的广东法政学堂，官额外，另“由各厅州县各保送绅士一名”[3]。广东为近代得开风气之先之区，新知识、新观念较早进入，广东也是近代维新——立宪派、革命派主要人物的故乡，地方精英易于接受新知识，因而在他们身上新旧知识体系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七十二行商报发刊词》和《粤商自治会函件初编》等商人团体出版物，都可以反映出商界上层中、西学问都具有一定水平。④ “趋新”意识很强的地方精英，在清末广东社会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07年11月广州地区士绅成立了立宪团体自治研究社，尽管被认为是保守性较强的政治结社，但在普及宪政知识、推动地方自治建设等方面做出了努力。1909年成立的广东谘议局是清末地方知识精英极为重要的政治舞台，全部来自士绅阶层的94名议员，以谘议局为阵地，在整顿吏治、改良税制、振兴工商业、兴办学堂，以及维护社会治安和改良社会风尚(如禁烟禁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4]顺应时代变化，不少士绅投身商界、学界、报界。受新思想绅商的影响，商界社会参与意识明显增强，成立了政治性组织粤商自治会。⑤粤商自治会、广州总商会、九大善堂等机构都是清末广东很活跃且有影响力的社会团体。1910年广州17家报纸中，8家有“商办”背景，[5]这些商办报纸在传播新知识、开启民智、改变社会观念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清末广东学界的社会参与也表现不俗。在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中，广东各地学生富有激情又不失理性与文明。[6]1907年维护西江缉捕权风波中，学生亦是主力军，且表现得比商人更为激进，从维护国家主权高度成立了“国权挽救会”，出版了《国权挽救报》。[7]对于社会问题，学生也并未漠视，1908年学生李鉴渊等曾“以盗风猖獗事，具禀督辕”[8]。这些都显示出广东地方精英很强的社会参与意识。 因为接受新知识、新思想，一些士绅转变为革命派，或同情革命。1904年保送到日本学法政的56名官绅中，就有胡汉民、朱执信、汪兆铭、古应芬等日后同盟会的著名人物。同盟会在海外与康梁立宪派斗争激烈，但在清末广东，立宪派一些人物与革命党则保持良好关系，辛亥革命之前，谘议局副议长丘逢甲已明显同情革命，与邹鲁、朱执信、高剑父、姚雨平等革命党人保持密切联系。[9]据说丘逢甲“喜欢革命党人”，邹鲁曾介绍朱执信到丘任职的两广方言学堂“共事”，丘也多次庇护邹鲁等人。⑥就是深受康梁思想影响的澳门子褒学塾(万木草堂入室弟子陈子褒创办)学生，不少后来也参加了同盟会，其中一些女学生还是军政府女子北伐队的骨干。[10] 从政治立场来看，清末广东的地方知识精英大体可以分为忠清派、立宪派、革命派等几类。忠清派重要人物不多，邓华熙、梁鼎芬在广东并无很大影响力，江孔殷深得末任两广总督张鸣岐器重，但并非革命党死对头，“曾为革命党尽力不少”[11]。在广东光复中，谘议局消极对待对绅商各界的“独立”，全体议员“皆避匿不出”。[12]正是这种消极态度，使得作为清末重要民权机关的谘议局几乎处于瘫痪状态，立宪派没有形成强大的反对势力，在某种程度上为革命党人掌权减少了阻力。广州地方精英中的绅商和新知识分子，则频繁活动施压，迫使张鸣岐、李准等人接受脱离清政权的大局。早在1911年10月底，当谘议局还在模棱两可时，“粤垣经绅商学界齐集文澜书院会议宣布独立”[13]；并派出粤商自治会人物郭仙洲等前往香港联络革命党人，表示商民赞成共和的政治立场。1911年11月9日绅商各界集议，决定以谘议局为办事总机关，每团体各举五人，推举张鸣岐为临时都督，并拟延请著名革命党人来粤协助张鸣岐办事，[14]最终促成了广东于“刀不血刃”中光复的大好局面。⑦各地士绅不少附从革命，或协助革命党人夺取州县，组织新政权；或与地方官吏合作反正；或领导州县光复。⑧ 以绅、商、学为主体的地方精英，也并没有成为旧专制政权的殉葬品。独立之初，一些传统精英也愿意与新政权合作，还得到了任命，丘逢甲曾被任命为教育部长，黎国廉出任过半年多的民政司长，粤商自治会骨干黄景棠、陈惠普等也曾有过任职。民国初年广东商、学等界仍很活跃。据调查，1912年12月广州城迁出闭歇店铺150间，迁入新开289间，增加了139间。[15]受政权更替影响，商业有所变化，但商人规模似未出现大的波动。粤商维持公安会在这个期间成立，民国初年成为左右地方政局的商人组织。学界、商人政治地位也有所提高，1912年“中国同盟会粤支部”有会员128人(注册会员49人，加盟会员79人)，商界有48人，工商界加盟的有32人，是各界中最多的，其次为学界，有28人。[16]学、商界不少人通过同盟会进入了省议会。地方精英的社会影响力民初犹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