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宝桢(1820-1886)是清末封疆大吏中一位具有改革思想和爱国精神的重要人物。其督川十年，多有建树，备受称赞。①对于丁宝桢的研究，以往较偏重于其洋务活动及其反教心态等方面，②而其督川十年间积极筹谋西南边防的历史却鲜有学者重视。在晚清边防战略中，丁宝桢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其督川十年期间所提出和坚持实施的西南边防战略为其后继者们继承和发展，实际上成为了晚清政府关于西南边防问题战略谋划的基础，很值得深入研究。 19世纪中后期，清政府对“中国已成为列国兵争之局”③逐渐有了一定的认识。刚刚从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缓过气来，频繁的“海警”和“边患”使清政府对边防形势的忧虑与日俱增。由于“更露骨的侵略还是来自海上”，④处于内忧外患的清政府把海防作为边防的重中之重。清中枢内部一度出现海防、塞防之争，以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代表力主加强海防工作，以增强对来自海上威胁的抵御能力。与此同时，来自西北新疆边地的威胁也使清政府不得不注意塞防。为应对来自海上的直接入侵和西北边地危机，清政府已经倾国库之所有，再无财力和精力兼顾西南边防。更何况当时来自西南的威胁还不明显，英国也只是提出入藏游历、通商的要求。中国驻英公使曾纪泽没有丝毫的警惕，他上书称：英人入藏要求不过是利之所趋，并不会危及中国在藏的主权。无力西顾的清政府显然接受了曾的建议，同意“英人惟利是图，所称专为通商尚属可信”。⑤1883-1885年，法国公然侵入越南，也未能使清政府警醒西南边地的危险。虚弱而麻木的清政府甚至为“节糜费”而下令让四川总督丁宝桢裁军减勇，根本就没有把英人入藏通商的要求与西南边防危机联系起来。筹划边务已久的丁宝桢对西南边患却充满了危机感和紧迫感，故拒绝执行清政府裁军减勇的命令，力排众议，反对中央政府接受英人入藏通商的要求，与此同时在四川境内做好防务准备、阻止英人进藏，并上书清政府历陈通商之害，提出“川藏一体”、“固川保藏”等边防策略。 对于西南边防，丁宝桢竭忱尽智。作为晚清官吏中较早注意西南边防问题并提出较为系统的巩固西南边防尤其川藏边防思想的人，丁宝桢将西藏边防与四川边防结合起来，提出了“固川保藏”的初步设想，奠定了其后川督及川边经营者们关于“固川保藏”的认识基础，开启了加强川藏谋划经营，进而“筹边援藏”的先河。 一、丁宝桢对英俄进藏游历等活动的认识 从光绪二年(1876)任四川总督到光绪十二年(1886)卒于川督任所，丁宝桢署理四川长达10年。1792-1899年间，英、俄等国开始对雪域藏地虎视眈眈，对于英国来说，正是对藏地从好奇到渴望了解的时期。⑥英国在这一时期的目标，即打通对华的三条商路：缅甸—云南，克什米尔—新疆，印度—西藏、四川。⑦在对第一条商路的探险中，英国损失了官员马嘉理，却利用这个事件于1876年强迫中国签订了《烟台条约》。 丁宝桢出任川督时，正值中国因马嘉理事件被迫签订条约，向国外敞开西南大门之始。《烟台条约》的许多条款都与允许英国组织进藏游历、传教有关。⑧条约签订的第二年(1877)英人就援引条约，要求入藏游历，其中吉为哩(W.J.Gill)要求由四川赴藏，贝德禄(E.C.Baber)要求从四川西部经过藏边到云南。对于吉为哩和贝德禄等人在川藏游历的行踪，丁宝桢给予了密切关注，发现吉为哩和贝德禄等人“一则由川赴藏，又由藏赴滇，一则由川赴滇，又由滇回川”，“沿途皆密绘地图”，进而认为英人名义上是为“查看通商事宜”，实质则是“查看道路形势，探明风土人情，以为日后拟由该国(指印度)陆路出入川境”。并提醒清中枢防范英人所谓的游历：“洋人入川情势，实为中国陆路一大关键，未可视为末务。”希望清政府以后对类似游历的要求随时“妥密防范”，以期“事事遏之于几先”。⑨ 为了进一步说服清中枢重视西南边防，认清英国对西南尤其是川藏的侵略意图，丁宝桢在一日之内连上两道奏折，再三强调应该清醒认识到英国对西南尤其西藏图谋不轨：“臣窃揣英人之意，从前专注意海疆，今则二十余年，船炮既极坚利，而沿海之地势人情亦经熟悉，自认为经营就绪。惟不通海疆之四川、云南、贵州、湖南、广西、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数省，未能水陆相通……故又欲以向之致力于海疆者，转而用之于西南各省。”⑩ 作为四川总督，丁宝桢清醒地认识到英人特别关注四川的真实目的：四川与印度最近，得四川即可得到云南、贵州等地，进而打通长江流域的水陆交通线，“此实英人目前肺腑之谋也”。(11)丁宝桢用法国侵占越南的实例，谏诫清政府要关注英人在后藏边界的动向：“昔年法夷构兵越南，其蓄谋早在二十年以前。待至一旦蠢动，駸駸不可复制，是其殷鉴。”“彼越国鄙远”，中国仍为所疲，而现在“英夷久踞印度，印度全境归附日久，其根深蒂固，几与该夷内地无异，稍有不测，印度全藏，瞬息可到”。同时，丁宝桢又收集到英人在大吉岭一带活动的情况：英人广泛地收买藏人，“接待蛮子尤极殷勤，汉人次之。有放债与蛮子者，有赊货与蛮子者，现在蛮子皆乐于前往”。英人把铁路也修到大吉岭，“欲达帕克里而止，帕克里印界后藏，地距前藏仅十二站赶行八九日可到”。“洋人用意，大非良善……英人之窥伺藏地，已非朝夕。”(12) 光绪十一年(1885)，英国使臣马科蕾(C.Macaulay)准备从哲孟雄入藏考察，协议通商。驻英公使曾纪泽专门致函总理衙门，劝说清政府同意马科蕾入藏考察的要求。总理衙门把曾纪泽的信函转给四川总督丁宝桢。此时，丁宝桢已在病中，但仍坚持他对英人在西藏通商、游历要求的看法和高度的警惕性，并再次向中枢奏陈英人入藏考察的险恶用心：“外国人之用心也强狠，而为谋也阴鸷，每做一事，不得其所欲固不止，即偶不遂其所欲亦不止，历来皆然，非自今日。”“洋人决不轻言侵夺，与我专言通商，则可以阴遂所图而不觉。迨其继也，以通商之事，暗中潜移默化，彼固可以阴窃中国之利权……是洋人阳借通商之美名，实阴以肆侵夺之秘计。设使事机不顺，彼既得中国之利权，即欲占中国之土地，势不至易通商为侵夺不止，彼时我之虚实，彼尽知之，我之人情，彼尽悉之，此理之固然，不几全授人以柄乎。”(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