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学”概念出处考

作 者:

作者简介:
田正平(1944-),男,山西应县人,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 杭州 310012;李成军(1975-),男,湖南安仁人,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 杭州 310012

原文出处: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当前学界关于近代“国学”概念的出处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黄遵宪于1887年提出;其二,梁启超于1902年秋提出;其三,吴汝纶于1902年8月最早接受日本人士意见,采用国学概念。这三种观点中,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只是在中文文本中引进了日本流行的“国学”这个名词,并没有提出相应的近代“国学”的概念。吴汝纶在1902年8月的日记中记下了日本学者主张在中国提倡国学的建议,但未见他自己的相关论述中倡言国学。梁启超于1902年论及具有近代意义的“国学”概念,但是,从时间上讲已谈不上“最早”。屠仁守于1897年刊发了《孝感屠梅君侍御辨辟韩书》一文,他试图学习日本,提倡近代意义之国学,为中国近代意义“国学”概念的最早提出者。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9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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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455(2009)02-0075-06

      当前有关近代国学概念的出处主要有三种观点。本文在发掘和比较有关史料的基础上,对这些观点进行考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求教于方家。

      一、有关“国学”概念出处的几种观点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宗伯·乐师》言:“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有“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礼记·学记》这段话之“国”按照郑玄的注释,即“天子所都及诸侯国中也”[1]由此可见,这里“国学”指的是诸侯在国都所设之学校。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些学者推断“国学”来自欧美学术的影响,如汪震、王正已主编的《国学大纲》提出,国学可能来自英文Sinology,意为中国的学问。并认为清末章太炎在日本期间的著作《国故论衡》是国故一词的来由。“国学”一词的流行与1922年章太炎讲《国学概论》有关。[2]马瀛编的《国学概论》提出,光绪中叶,海内学者考虑中国固有学术因西学之侵入而式微,群起而保存“国粹”,章太炎改之为“国故”,《国故论衡》一书出来后,以“国故学”称中国固有学术,然“故”字未能将固有学术包举无遗,因而改称“国学”;并认为章太炎的《国学讲习会》和刘师培的《国学保存会》是国学概念的最早使用者。[3]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者们将章太炎作为国学的最早提出者与那个时代对国学概念的理解有关。总体说来,自整理国故运动以来,很多人都将“国故”理解为“国学”。如曹聚仁说:“习常之目‘国故’殆与畴昔所谓‘中学’、‘国学’者同其内包外延。”[4]由于一些新资料被发现,民国时期的这些说法在当前没人再提了。

      当前学界关于近代国学概念的出处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黄遵宪于1887年提出,依据的材料是黄遵宪1887年完成的《日本国志》中对日本“国学”的介绍。其二,梁启超于1902年秋提出,依据的材料是黄遵宪1902年9月的《致梁启超函》。其三,吴汝纶于1902年8月最早接受日本人士意见,借日本国学概念移指本国既有学问。

      1.黄遵宪于1887年最早提出国学概念

      张昭军在论及国学概念时未明确言及黄遵宪首次提出“国学”概念,但是,将黄遵宪《日本国志》介绍日本“国学”这个事实在时间排序上列于最先位置。他的依据是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提到“近世有倡为国学者”。①[5]

      2.梁启超于1902年最早提出国学概念

      桑兵于1996年提出,近代最早使用国学一词有三:其一,依据黄遵宪的《致梁启超函》,1902年秋梁启超在日本谋创《国学报》;其二,1902年罗振玉赴日本考察,在所撰《扶桑二月记》中使用了“国学”的概念;其三,1900年王均卿、沈知方、刘师培、宋雪琴等人在上海创立国学扶轮社。②桑兵认为,三者无法确定谁最早提出。[6]30桑兵的三说中,梁启超最早提出国学一词的说法影响最大,引用此说者众多。1999年桑的观点有所改变,又提出吴汝纶最早采用近代国学概念。但刘梦溪2008年仍认为梁启超1902年关于《国学报》的构想,即使不是最早提出“国学”一词,在时间上应该是非常早的。[7]

      青年学者卢毅将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以及黄遵宪的《致梁启超函》结合起来分析,他认为黄遵宪最早介绍日本学界的“国学”动态,而梁启超则是国人中最先将近代意义的“国学”一词用于中国者。[8]

      3.吴汝纶于1902年最早接受日本人士意见,借用日本国学概念移指本国既有学问

      桑兵在1999年出版的《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中提出,最早使用国学概念应当始于1902年8月,主要是赴日游历(如吴汝纶)及流亡者接受日本朝野人士的意见,借日本国学概念移指本国既有学问。从上下文来看,桑兵的主要依据就是古城贞吉劝吴汝纶的一段话:“勿废经史百家之学,欧西诸国学堂必以国学为中坚。”[9]

      二、什么是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

      《礼记·学记》之“国学”一词,在清末仍有指代学校者。如光绪二十八年七月(1902年)张百熙的《进呈学堂章程折》中有一段话:

      《礼记》载: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试比之各国,国学即所谓大学也,家塾,党庠,术序,即所谓蒙学、小学、中学也。其等级盖甚分明。[10]

      张百熙在奏折中试图将“国学”与西方现代学制联系起来进行理解,认为“国学”就是大学。这种理解虽具有一点近代意义,但从词义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看,他仍然继承了《礼记》中将“国学”指代学校的传统,仍然是传统“国学”概念的沿用。

      近代国学概念一般指代中国固有之学术。可以说,古代国学概念与近代国学概念尽管用相同的词汇表述,但内涵完全不同。这个转变过程是怎样完成的呢?与民国时期学者认为国学概念来自欧美不同,当前学者一般认为,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转借自日本。[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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