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6-0085-04 1917年2月，陈独秀携带创办不到两年的《新青年》来到北京大学，开创了中国新文化及新文学的“文艺复兴”时代。从此，《新青年》就成为人们热衷探讨的对象。人们探究它反传统的社会语境及现代性文化资源，剖析它的同人分裂所隐喻的中国现代性冲突，颂扬它在中国现代文化史、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地位与价值。但是，人们对《新青年》北京时期的如此热衷及专注，是否会遮掩它上海时期那段并不辉煌的初创历史？这种遮掩是否会导致人们对《新青年》认识的偏差？毕竟，《新青年》在上海时期与北京时期的不同阶段，蕴涵着不同的社会文化现象。比如，它最初命名为《青年杂志》的历史机缘及文化资源是什么？陈独秀创办这份刊物的原初宗旨是什么？还有，相对于《新青年》北京时期“一校一刊”的社会生产模式，《新青年》上海时期的社会生存策略是什么？这些研究可以呈现《新青年》上海时期所蕴涵的丰富的文化问题。 在《新青年》的历史研究中，人们常提及的是《新青年》的更名问题，而很少关注它创刊伊始的“命名”问题，即陈独秀为何选择“青年”作为这份杂志的刊名，以及它所隐喻的社会文化现象，至今没有引起研究者应有的重视。 众所周知，陈独秀1915年创办这份杂志比较仓促。1914年7月，他在“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去了日本，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1915年初夏，他接到好友汪孟邹的来信，得知家中妻子病重、家计难以为继，便匆忙赶回上海料理家事。就在这次归国的船上，他萌生了创办杂志的愿望，“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摇篮——《青年》杂志”①。陈独秀回到家中便和汪孟邹商谈创办杂志之事，最后商定由上海群益书社出资，于1915年9月出刊，定名为《青年杂志》。抛开陈独秀创办杂志的动因不论，我们现在想知道的是，陈独秀为何选择“青年”作为杂志的刊名？据我们所知，在此之前的上海报界，以“青年”为刊名的杂志很少，以“少年”、“童子”、“学生”为刊名的反倒常见。那么，陈独秀使用它作为刊名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知道，陈独秀是晚清时期一个激进的革命党人。他1902年春参加了留日学生团体“励志会”，回国后在安庆组织了“青年励志学社”，不久，又与张继、冯自由、苏曼殊等人组织“中国青年会”。十几年以后，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时是否忆起往昔的革命激情，由此选取“青年”作为杂志的名称，我们现在无法得知。但是，在《青年杂志》刊行的第二年，上海青年会认为陈独秀的《青年杂志》和他们的刊物名称雷同，奉劝《青年杂志》及早更名。这一事件为我们认识《青年杂志》的“命名”因由，提供了一条思考的方向及途径。回顾近代出版史可知，上海1903年创刊的第一份以青少年为读者对象的杂志取名为《童子世界》，商务印书馆1911年发行、供青少年阅读的杂志名为《少年杂志》。即是说，在20世纪初，凡以“青年”为刊名的杂志多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刊物。陈独秀以“青年”作为自己杂志的刊名，如果不是缘于他早年的革命激情记忆，就是对基督教青年会刊物的附会。 基督教青年会1840年代产生于英国，目标是改善资本主义社会青年人的精神状况。不久，法国、北美、澳大利亚、德国等仿效英国青年会，各自在本国成立了相同的青年组织，尤其是在北美，青年会的发展最迅速、影响也最大。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由美国传教士建立，1895年在天津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城市青年会会所，1896年又在上海成立全国性的青年会机构——中国学塾基督幼教会，该会1912年定名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②。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主要从事教育、体育、宗教宣传、社会服务、童子事业、学生工作等事项，宗旨是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完美人格、建设完美社会。进入20世纪以后，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的活动日趋本土化，更加关注中国的社会平等、劳工待遇、女子解放等社会问题，因此，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产生很大思想影响。据统计，全国青年会、市会到1922年已达到40处，会员有53800人：各类学校中的青年会有200处，会员24100人。基督教青年会重视个人德育的修养，强调个人应该服务社会，担任青年会干事的余日章就指出：“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道德的退化，若非从提倡道德改革人心着手，则一切救国的主张皆等于空谈。”③ 陈独秀创办刊物之时，选择跟基督教青年会刊物相似刊名的主要动因，可能是迫于北洋军阀政府“报律”的压力。辛亥革命成功后，随着袁世凯北洋政权的确立及对南方革命党人的压迫，北洋政府颁布实施的“报律”摈弃《临时约法》确立的“言论自由”原则，不断禁锢社会进步报刊的话语及生存空间。辛亥革命后中国新闻事业一度发展迅速，新创办的报纸达500种左右，“但在袁世凯复辟帝制运动期间，北京的报纸减少到20种左右，上海减少到5种，汉口减少到2种。1913年后的两年，全国报纸的发行量也从4200万份减少到3900万份”④。面对北洋政府的压迫，当时有人主张报纸应该挂上“洋旗”，有人主张应把报纸迁到租界。可以说，利用外国租界逃避北洋政府的迫害，成为当时出版业的无奈选择。作为老革命党人的陈独秀，为避免政府报律的滋扰，利用外国教会刊物的名称来伪装自己的杂志，以图刊物能够长远存在，这应是《青年杂志》如此命名的现实考虑吧。 《青年杂志》对基督教会刊物的附会，揭示了现代知识分子与基督教文化的历史联系，隐喻基督教对中国现代性文化“发生”的历史影响。我们知道，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时指出，“本志之作，欲与青年诸君商榷所以修身立国之道”；他在揭起“义学革命”大旗时，又说：“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义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总之，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的宗旨，就是希望启蒙个人“伦理的觉悟”，以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重建。这种“伦理革命”的思想方式，与基督教青年会的个人尽其所有、竭其所能为社会服务的道德主张，不仅具有极其相似性而且也相当普遍。李大钊就认为：“时至今日，术不能制，力亦弗胜，谋遏洪涛，昌学而已。”⑤胡适也说：“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在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的基础。”⑥可见，当时许多知识分子都认为民族国家的重建，必须以个人伦理觉悟为前提。这种重视个体伦理的思想启蒙具有鲜明的基督教文化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