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论：“觉悟”的时代 “五四”运动至今整整90个年头，正如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一样，它在中国历史中到底具有什么意义，至今并未更加清晰，反而日渐模糊了。“五四”文化运动提出的众多命题，如科学、民主、共和，都说不上是它的独创，早在晚清时代，“五四”的各种要素已经存在。正由于此，过去20年中，影响较大的“五四”叙述是将现代中国思想与文学的源头追至晚清，拒绝以“五四”为中心划分现代史的正统叙事。在纯粹实证的意义上，“五四”的确承晚清的各种潮流而来。但问题很可能是：“五四”能够在一个纯然实证的意义上说明其意义吗？ 另一个影响较大的“五四”叙述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置于同一个潮流的不同阶段之上，即从器物—制度层面的变革向观念层面变革的转化和突进。这是一个更为典型的现代化叙事。①上述两种叙述各有侧重：前者隐含了对于“五四”传统历史定位的怀疑，后者承认“五四”在中国现代历史中的开创性意义，但它们都肯定了晚清与“五四”的连续性，就此而言，它们与那种将“五四”定位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全面启动”的观点在历史叙事上并没有更为根本的区别。② 大约40年前，迈斯纳(Maurice Meisner)率先将“五四”与中国的60年代放置于同一个脉络中进行观察，他指出：这两个相隔半个世纪的运动都是以“意识的转化”为宗旨的“文化革命”。③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观察，但未能得到充分论证。这里的问题是：“五四”的“文化转向”所蕴含的断裂意识究竟从何而来，为什么20世纪中国政治始终与“文化革命”密切相关？用器物、制度与观念的演进描述“五四”，将晚清以降的变革置于直线发展的脉络中，没有真正把握“五四文化转向”中所蕴含的“转向”的意义。 推动“五四”之“文化转向”的，不仅是从器物、制度的变革方向向前延伸的进步观念，而且更是再造新文明的“觉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的共和危机使18、19世纪的欧洲现代性模式处于深刻危机之中——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与此相关的价值系统，突然失去了自明的先进性；共和危机与国家危亡不再仅仅被归咎于中国传统，而且也被视为19世纪西方现代文明的产物。在共和危机、欧洲战争与俄国革命的背景下，西方形象的变化显然也是“五四”文化转向的动因之一。如果将梁启超早年的《新民说》与他写作于欧洲战争期间的《欧游心影录》相比，我们不难发现前者内含完美的西方形象，而后者却显示了西方文明的百孔千疮。梁启超此时谈论的“中国人之自觉”不再是借鉴西方文明的自觉，而是从西方文明危机中反观自身的自觉。④1917年4月，杜亚泉在《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中说：“战后之人类生活，必大起变化，已无疑义，改革时代，实近在眉睫之前。”⑤又说：“此次大战，使西洋文明露显著之破绽”，一种“东西洋之现代生活，皆不能认为圆满的生活”、“东西洋之现代文明，皆不能许为模范的文明”的“觉悟”油然而生，“而新文明之发生，亦因人心之觉悟，有迫不及待之势。”⑥ 这一“文化转向”并不仅仅是“保守派”的观点。《新青年》的基本政治主张在于奠定真正的共和根基，不仅反击帝制复辟的政治企图，而且铲除帝制复辟的社会基础。但他们不可能对战争危机视而不见，而俄国革命及德国革命也给了他们重新看待西方历史的契机。陈独秀在《一九一六年》中说：“创造二十世纪之新文明，不可因袭十九世纪以上之文明为止境。”在欧洲战争的影响下，军事、政治、学术、思想“必有剧变，大异于前”。⑦一年之后，俄国二月革命爆发，陈独秀断言：“此次大战争，乃旷古未有；战后政治学术、一切制度之改革与进步，亦将为旷古所罕闻。吾料欧洲之历史，大战之后必全然改观。以战争以前历史之观念，推测战后之世界大势，无有是处。”⑧总之，如何评价共和的制度与价值，如何看待19世纪末期以降被视为楷模的西方模式，以及由此引发的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等问题，构成了“五四文化转向”的基本问题。因此，构成“五四”文化运动根本特征的，是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相互转化、渗透和变奏。 没有一种与19世纪的政治—经济模式断裂的意志，中国的激进政治不可能形成；同样，没有这一断裂的意识，中国的那些被称之为“保守主义”的文化理论也不可能形成。这种对“十九世纪”的态度并非从一开始就已经明确，但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文化论战的双方都逐渐展开了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将“五四文化转向”置于由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人类震惊之中，我们或多或少可以理解这一“意识的转变”的普遍意义。这是一个“自觉”的时代，一个通过“自觉”激活新政治的时代，一个以相互对立的“自觉”展开论战并对各种立场进行理论化的时代。翻阅这个时期的各种印刷物，“自觉”与“觉悟”的字样扑面而来。所有这些“自觉”或“觉悟”均以欧洲战争与共和危机为前提—前者击破了晚清以降中国知识人创造的近于完美的西方形象，后者打碎了仅凭共和政治本身(但不同立场的自觉对于共和价值的评价则截然对立)就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幻觉。总之，新的政治必须建立在新的“自觉”之上，但政治与自觉的这种关联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意味着政治与历史之间的断裂——新的政治不是历史的自然延伸，它产生于一种新的意识、思想、文化和历史理解。 文化与政治都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特质，它们之间并无必然分界。但为什么在战争与共和危机的政治背景下，《新青年》刻意地在文化与政治这两个有着密切联系的范畴之间做出区分，又为什么《东方杂志》等刊物对战争与共和危机的探讨逐渐地转向东西文明问题，进而为文化或文明论战提供了前提？很明显，“五四”文化运动的激进方面与保守方面均高度关注政治问题，转向“文明问题”或“文化问题”不是对政治的逃避，而是对政治独特的介入方式。“文化转向”的核心在于重新界定政治的内涵、边界和议题，其潜在含义是对既往政治的拒绝。在这一文化运动中，政治对立和政治斗争直接地呈现为文化对立和文化斗争，换言之，政治的中心是文化、价值、伦理、道德及其呈现形式(语言、文体和艺术表现，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