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20世纪的中国已经融入世界体系，但民国外交仍难摆脱弱国外交的命运：一方面仍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一国或多国影响的烙印；另一方面则受到国内多重因素的制约，有着不同政治利益的各党派、各政治集团通过不同途径对中央政府的外交决策施加影响。民国外交的错综复杂使其一直是民国研究的重点领域，亦是本专栏始终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本期本专栏发表的三篇文章再次集中地探讨了民国政府的外交观念和决策过程。田岛信雄教授的《孙中山与德国》一文运用大量德国档案资料，论述了孙中山对德国的认识、孙中山与德国的关系以及“中德苏联盟”构想的出台，而孙中山这一外交实践对国民政府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左双文教授等的《北伐出师后蒋介石的对外方略》一文论述了蒋介石与武汉国民政府争夺外交主导权的过程，蒋北伐期间的外交方略是其整个政治谋划和政治性格的一部分，为他带来了成功，但也构成了他最终无法跨越的局限。申晓云教授的《国民政府体制内压力集团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则探讨了以最高领袖政策决断为特色的国民政府外交方针是如何受到国民党党内从权力中心层到权力边缘层的各派系的制衡和影响的。 孙中山于1913年2月至3月滞留日本期间，为了同北京政府及其支持者英国抗衡，曾与前首相桂太郎在关于瓦解英日同盟、并以日德中三国同盟取而代之的构想方面达成了一致。① 孙中山在日本的这些言论被多数人认为是反英的，同时也被认为是合理的。此前的研究对于孙中山的日中提携内也包括了德国的想法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笔者以为，孙中山提出的观点即中德合作，并且与日本政治家达成协议，是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的。孙中山的外交思想涉及许多方面，错综复杂，其中德国究竟占据了怎样的位置呢？这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下面将具体分析孙中山与德国的关系史，从中德关系的视角探讨包括“联苏”路线和“大亚洲主义”在内的孙中山外交观，并对当时的日中、日德、日苏、中苏、德苏等关系做出若干考察。 孙中山真正意义上与德国发生关系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因此，首先必须明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孙中山的对德态度，因为在对德宣战问题上直接导致了中国内政的分裂，出现了形成中国南北两个政府、双重权力状况的重要契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里，孙中山不仅仅扮演了革命家的角色，他同时是广州政府的掌权者。笔者认为只有基于此种分析之上，才能明确孙中山对德认知的现实意义。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孙中山与德国 1914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于8月23日以日英同盟为借口对德宣战，11月7日青岛陷落。这样，亚洲战场上的日德战争暂告一段落，而在欧洲战场上却与当初设想的短期战相反，发展成了长期战。于是德国驻华公使辛慈（Paul yon Hintze）于1915年5月开始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进行秘密接触，② 并在同年11至12月间以“牺牲中国，与日本达成和解的最佳时期来临”为由，反复要求德国外交部允许其同日置益进行正式的交涉。③ 辛慈与日置益的交涉于1915年末至次年5月断断续续地进行，但最终以失败告终。1916年6月，辛慈判断“接近日本是没有什么可能了”，之后便放弃了在北京的日德交涉。④ 1917年1月31日，德国对美国宣布实行无限制潜艇战，美国于2月3日宣布与德国断交。2月9日，外交总长伍廷芳与辛慈会谈，就德国采取无限制潜艇战一事向德国提交了外交抗议书。伍廷芳表示：“如果德国对此抗议置若罔闻，中国政府将不得不遗憾地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⑤ 为了避免与中国断交，辛慈开始奔走于中国各方势力之间。根据此后的报告，1917年2月辛慈的外交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做抗议实施反德政策军阀的工作，并且取得了成果，大部分军阀已经发表了抗议通电。为了搅乱政府的反德倾向，将继续与康有为（君主主义者）、孙中山（国民党急进派）、唐绍仪（国民党右派）等进行秘密联络。我的秘密联络人也不断地拜访张勋（四川）、倪嗣冲（安徽）将军。”⑥ 1917年3月1日晚，辛慈终于同国务总理段祺瑞进行了接触，并且提出如果中国愿意延迟断交的话，德国愿意出1000万美金。对此段祺瑞却笑着说：“应该出更高的价钱。”⑦ 然而此时的段祺瑞已经与日本约定：以实行反德政策为代价，从日本取得大量的借款。于是，在这场政治洪流之中的段祺瑞政府于1917年3月14日发表了对德断交宣言。辛慈对此表示抗议，之后离开北京经由上海、夏威夷回到了德国。⑧ 此后的中国，就如同对德宣战公告的预想一样，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回国途中滞留上海的辛慈指示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克里平（Hubert Knipping）强化对中国各方面的活动，全力避免中国参加对德作战。根据克里平所述，当时德国使用了包括行贿在内的各种手段，但以亲德派领袖闻名的康有为、对北京直隶派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孙洪伊、孙中山的朋友唐绍仪等人却认为“这是为了国家”而应该得到的。⑨ 克里平同时也接到了辛慈关于同孙中山进行接触的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