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9）12－0031－07 中国的师范教育或学校组织产生于清末，且自西方舶来。从本质上说，它是在清末新政与教育改革背景下，为解决传统教师向新学教师转轨，以及批量培训新式学堂师资而出现的一种新兴教育形态或组织。它的发展历史虽短，却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并对清末教育乃至社会发展产生了显著制约与重要影响。自民国以来出版的中国师范教育史、近现代教育史以及教育通史论著，基本上都对其进行过整体概述，但仅有舒新城、关晓红、马啸风等人对其进行分期讨论。舒新城首开分期研究的先河，将其划分为萌芽期（1897—1902年）、学制系统建立期（1902—1903年）、清代师范教育积极进行期（1904—1911年）三个阶段[1](pp.93～127)；马啸风将其划分为萌芽（1897—1904年）、制度化（1904—1912年）两个时期[2]；关晓红则将学部对师范教育的宏观调控划分为应急发展期（1906—1907年）、整顿提高期（1908—1910年）、大力扩充期（1911年）三个阶段[3](pp.354～359)。笔者认为，清末师范教育发展历史，似可以科举制废除与学部成立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以及萌芽（1897—1901年）、学制系统确立（1902—1905年）、求速发展（1906—1907年）、整顿提高（1908—1910年）、再度扩展（1911年）五个阶段。考察清末师范教育历史的分期，可从一个侧面揭示并反映清末新政与教育改革的发展变迁规律及其成就。 一 科举制废除与学部成立前的清末师范教育，经历了从萌芽到学制系统确立的初步发展时期。 第一阶段：萌芽期（1897—1901年） 不容否认，清末师范教育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教育变局及其出现的两股新教育势力发展壮大并合力推动的结果。这两股新教育势力，一是在华教会教育势力，一是中国新式教育势力。 鸦片战争前，西方新教传教士已在南部沿海地区零星兴办学校；鸦片战争后，在华教会学校逐渐增多，同治五年（1866年）已达75所、学生约1200人[4](pp.12，32)，到光绪十五年（1889年）激增到2000所、学生约4万[5](p.29)。创办之初，教会学校以小学为主，除设圣经课外，传教士有时略授算术、地理，仍基本沿用中国蒙学、私塾教学内容与方法，新学师资需求尚不明显。到光绪年间，在华教会学校师资不足问题开始日趋严重，除了向各外国差会之母国请求派遣信教师资，并聘请教会外的中国儒生担任教员外，外国传教士开始向中国介绍西方的师范教育，并呼吁教会学校自己培养师资。光绪三年（1877年），宣教师第一次大会，狄考文首先呼吁基督教会学校，“不仅在培养布道人才，并当培养学校的师资”[6](p.160)；光绪五至九年（1879—1883年），《万国公报》连载的花之安《自西徂东》，就对“师道院”[7]作了介绍；光绪十六年（1890年），第二次基督教传教士大会，李承恩建议“师范学校——我们必须坚持，具有才干的本地教员是学校工作的头等大事，专门培养基督教教师的学校更为重要。可由相邻的差会合力，在中心地区开设一所设备良好的此类学校”[6](p.122)；光绪十八年（1892年），“中华教育会”首届年会，传教士要求在中国创办教会师范学校，以“训练中国未来的教师和传教士”①。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中华教育会第四届年会开始筹划设立独立的基督教会师范学校与管理机构；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中华教育会第五届年会决议设立专门的“师范教育委员会”，并建议在华南、华中、华北、华西设立四个分会，负责筹划指导师资训练班及师范学校；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传教士入华100周年大会决议，敦促宣教会本部在战略要地合作创办一些女子大学及师范学校；光绪末年至宣统年间，在华教会师范学校、教会大学教育科等师范教育机构相继设立②。 经过19世纪中叶两次鸦片战争的强烈冲击，古老中国开始“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革主张；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变革；同治元年（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拉开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序幕，此后外语、军事、技术类洋务学堂相继创办，中国学生被派到欧美留学，西学被列入书院学习和科举考试内容。光绪十七年（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开设泰西哲学、万国史地、数学、格致、外语、政治学、群学等课程[8](p.62)，旨在培养政艺人才。洋务学堂引进西学以及书院增加时务策论等课程，“只是传统教育的附庸”[9](p.88)，新学师资因需求不多而不曾自己培植，即便有特殊科学师资需求，亦均聘请教会学校毕业生、声誉素著且兼习新知识之学士、外国教习（尤其是日本教习）与传教士、留学回国学生担任[10](pp.135～137)。据学者考证，19世纪70年代，国人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首次将日本师范教育介绍回中国，光绪八年（1882年）王之春《蠡测危言》和光绪十八年出版的郑观应《盛世危言》也对欧美师范教育作了介绍，不过他们并没有提出在中国模仿设置的建议，表明他们对师范教育的认识仍模糊不清[11]。甲午战后，通过对洋务教育的检讨，士大夫们逐渐形成变科举、兴学堂、育人才为核心的教育救国思潮，并认识到师范教育的重要意义。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七月，梁启超指出洋务运动失败之根有三：“一曰科举之制不改，就学乏才也。二曰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三曰专门之业不分，致精无由也”，痛陈洋务学堂聘请外人担任教习之五不相宜，进而提出“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12](pp.19，34～37)，是为中国师范教育思想之发端。盛宣怀、张之洞、张謇等人亦相继指出：“师范、小学，尤为学堂一事先务之先务”[13](p.250)；“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关系至重”[14](pp.1489～1490)；“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从师范始”[15](p.16)。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二月五日，大理寺卿盛宣怀在上海设立南洋公学，分立四院，“考选成材之士四十名，先设师范院壹，学堂延订华洋教习，课中以各学要于明体达用，勤学善诲为指归”，并将师范生分格五层，“第一层之格曰：学有门径，材堪造就，质成敦实，超绝卑陋，志慕远大，性近和平；第二层之格曰：勤学诲劳，抚字耐烦，猝就范围通商量，先公后私；第三层之格曰：善诱掖，密稽察，有条理，能操纵，能应变；第四层之格曰：无畛域计较，无争无忌，无骄矜，无吝啬，无客气，无火气；第五层之格曰：性厚才精，学广识通，行正度大，心虚气静”，体现了传统教师人格学识之主旨[16](pp.439～441)。南洋公学师范院是为中国师范教育之创始。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廷开始筹办京师大学堂，梁启超拟定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于堂中别立一师范斋以养教习之才”，“于前三级学生中，选其高才者作为师范生，专讲求教授之法，为他日分往各省学堂充当教习之用”[17](pp.81～87)。但在壬寅学制颁行前，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未能开办。庚子事变后，清政府诏令实行“新政”。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刘坤一、张之洞提出四项兴学育才主张，要求派学生出洋专习师范[18](pp.3～41)；罗振玉建议，“仿日本速成科之例，立师范急就科”，“每县先立师范急就学堂一所”，择取“本地生员之知行端正、学问略知门径、文笔调畅者”，以养成小学堂教习[19]；陶森甲主张，就东南各省选派60人到日本师范学校速成师范，学成回省创办师范讲习所[20](pp.985～986)。七月，清廷诏令各省改书院、兴学堂，各地遂纷纷奏改书院为学堂，并陆续创设官办民办师范学堂。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张謇以大生纱厂余利创设通州师范学堂，是近代中国独立民办师范学堂之始，亦南通地方自治的摇篮[21](281～183)；四月，张之洞在武昌筹设湖北师范学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