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与物质 有关文化与物质、物品、事物的关系问题，或者目前被称为“物质文化”的相关研究，在雷蒙德·威廉斯发表于1976年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中就已经初显端倪。雷蒙德·威廉斯在阐释“文化”一词的定义时，认为“文化”包含了两种不同意义：第一种意义是“普遍的人类发展与特殊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与特定的物质密切相关，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着“物质的生产”或物质文明的意义，传统上主要是考古学与文化人类学所关注的对象；与此相对应，“文化”的第二种意义主要是指“‘表意的’（signifying）或‘象征的’（symbolic）体系”，包括价值观、仪式或习俗及相关文化制度在内，主要指文化的观念、精神与文本层面。尽管雷蒙德·威廉斯因此承认，在文化中，“‘物质的’生产与‘象征的’生产两者间的关系——经常变得困惑难解，然而却更常被隐藏起来”，① 但他仍然认为，文化不只是意识形态化的、观念性的或文本化的，它还存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及社会的物质生产及生活方式之中。存在于物质、物品或事物中的文化维度并非只是一种次要的社会力量，文化的观念性也不只是文化的物质性的一种表现或反映。作为一名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的重要理论贡献在于，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研究中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的二元关系中，加入了文化这一重要因素。而近年来，有关物质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文化的物质层面及其对观念、意识形态、制度的影响问题等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了重视。 当前西方的物质文化研究既涉及哲学领域里的主客体关系问题及现象学里的抽象考察，也包括技术理论、商品理论等新兴学科，以及考古学、人类学及中国传统的器物研究。从这些研究看来，文化首先总是一种赋予事物以意义的过程，“物质产品只有在被赋予了某种意义时才能成为文化的一个方面”。②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所有物都被写入了文本性”。③ 这种文本性包括存在于物质之中的观念、技术、生产制度与相关社会背景的内在结构或体系，这种结构通过机器、商品与其他人工制品，不仅建立起了社会环境，而且还把一种有关社会实践及其社会进程的整体安排与布置以可见的物品形态给展示了出来。④ 福柯、大卫·哈维、保罗·维利里奥等西方学者都提到过现代社会中桥梁和道路、管线、铁路、⑤ 汽船和电报、收音机与汽车、货柜化运输、飞航货运、电视和电子通讯⑥ 及航天技术等在构建全新的世界景观及人们感受世界的方式所具有的文化意义。英国著名的文化研究学者戴维·莫利在研究现代广播电视技术体系时指出：“全国性的广电系统，其意义远远超越了任何意识形态和再现等因素所扮演的角色。”⑦ 而美国学者乾德勒·穆科季则认为：“我们生活在高度人工的环境中，这一环境包括建筑、取暖系统、下水道、人行道、用化学方法培养的农产品、计算机化的武器系统、航空运输系统以及以计算机为基础的制造和写作。科学和技术已经成为建造这一事物世界的核心手段。”⑧ 这些学者所列举的物质或物品，是现代社会的物质基础，是社会制度与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人与自我、与他人及与社会关系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力，而不只是一种中介。按鲍德里亚的话来说，过去我们对文化、对主体与客体关系的理解总是基于“主体的光辉和客体的贫穷生活”的反差上，总是把物质性的客体当作“是羞耻的，龌龊的，被动的”，当作是“主体异化的、被诅咒的部分”来加以理解。然而，今天我们发现，现代人越来越需要，也不得不依赖于各种物质来建构自我身份及其与社会的关联，“物的真正作用……就是使我们成为主体；使我们变得真实起来的客体”。也正如阿帕杜莱所说的，正是物品，才能展现和“说明人以及社会的内涵”。⑨ 就此而言，脱离物质的文化，脱离客体的主体，与脱离文化的物质性的文化的精神性与观念性一样，已经日益显示其片面的、虚幻与空洞的特征。 物质，在当代条件下，越来越显示出针对文化的决定性的一面。在各种新的物质及其背后的技术变革过程中，文化也越来越显示出其不连续的、差异性的和开放性的维度，⑩ 新的物质世界既在影响着既有的文化，也在逐步构建着新的文化观念体系。但二者之间并不能形成诸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的线性决定论。因为文化问题总是会复杂、丰富和有弹性得多，即便是在物质世界的变革期，在物质世界与文化观念体系之间存在的大致对应关系，还不能充分解释文化在组建着社会实践的丰富细节、历史进程与存在形态。用一句老话来说，文化针对物质世界，或文化中的观念维度对物质维度的“反作用力”同样是非常强大的，文化在选择、操作与运用物质时的具体方式及其社会过程也是极为复杂的。在急剧变迁着的现代社会里，物质总是社会整合与文化权力展开斗争的对象、场所与背景，在这一过程中，文化总是在显示其多元分裂的一面，如同一个错综复杂的文本与意义资源库，经常体现的是不同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在知识、经验能力及其运用的便利性之间的多变的意义关系。(11) 以这种观点来看，所谓的儒家文化，本身也是一个包含着内在分歧与冲突的传统思想资源，它在近代中国先是以传统儒家文化的“道”、“学”、“体”当作抵御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后来又在康有为等人的维新与变法思想中得到全新的阐释，由此可见，儒家文化思想资源，在近代成为了构建意义完全不同的行动策略的指导思想。 就此而言，有学者把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按社会形态的差异划分成两种基本的类型，一种是在社会形态的“稳定的时期，文化经验与社会的结构化环境相互加强，而在不稳定时期产生的意识形态能建立新的风格或行动策略”。在稳定的时代／环境中文化“更具包容性”，但对行动却更少有直接的控制，“在不稳定时代，机会结构中偶然性更多决定了人们的选择”。(12) 正是在晚清时期，各种西方现代性物品的流入，既导致了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来说也是“一组新机会，是能以各式各样充满想象力的方式随意挪用的一组工具……文化的适应迁就（inculturation），或更确切地说，文化的互相渗透（acculturation）造就了广泛的文化与物质变迁”。(13) 在此，针对不同的社会历史处境，尤其是在社会剧烈转型与动荡期，质疑把文化概括成一套稳定的、共时性的与抽象的观念体系，强调文化的物质性、实践性及其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的适应性，这一观点对于本文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