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关系的空间中从一个社会位置向另一个社会位置的移动”①。这种移动是社会成员在一定的社会分层结构中位置的变动，既包括从经济地位不同的一个社会集团向另一个集团的移动，也包括在同一个社会集团内部从一个层次向另一个层次的流动，还包括同一阶层内部在职业或一般活动空间等方面的变动。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社会流动划分为不同的类型。社会学中最常见的划分有三种，即根据流动的向度将社会流动划分为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根据流动是否为代内，将社会流动划分为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根据流动的结构性状况，将社会流动划分为结构性流动和自由性流动②。 社会流动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不同的社会形态甚至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历史时期都有着不同的社会流动模式。那么，湘军时代湖南的社会流动是按照什么样的模式来进行的呢？ 就湖南而言，“湘军时代”是指从1852年湘军组建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湘军惨败的一段历史时期。19世纪50年代被视为晚清历史的分水岭，太平天国的冲击以及为镇压这场运动，清廷“以前所未有的频率调动成千上万的军队，并以空前的规模动员人力和物力”③，这对湖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湘军的兴起使湖南一改以往“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④ 的状况，一跃而为全国举足轻重的省份，“由是湖南名闻天下，天下皆以为强国”⑤，出现了“湘运之兴”⑥ 的新局面。就社会流动而言，在湘军与太平军激烈的政治、军事对抗刺激下，呈现出规模扩大和速度加快的态势，这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的变化： 1.平民通过科举考试的渠道上向流动为绅士，其中极少数继而流向官僚阶层。自隋唐以来，“学以居位曰仕”的科举入仕之途就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上向流动的制度化渠道。Edwin O.Reischauer认为：“在中国，世袭所起的作用要小得多，在官僚政体内仕途升迁基于严密的科举制度。”⑦ 在科举制度下，“生员由童生考取，读书子弟除极少数属于所谓倡、优、隶、卒等户外，都可应考，因此都有机会登上科举入仕的荣显之途”⑧，据何炳棣先生研究，甚至“在清代约有二分之一以上的生员，出生寒微，祖上乃至未曾有过生员”⑨。当然，我们在看到科举制下中国传统社会具有相当流动性的同时，还要注意在封闭型社会中，上向流动总是有严格的身份限制的，如王先明认为“封建社会结构中的社会流动是封闭型的，社会阶层的垂直流动主要局限于平民—绅士之间”⑩。再加上由于严格的淘汰规则和漫长的竞争路途所限制，它最终要求参加科考的成员必须具备基本的条件：足够的土地或其他经济来源；一定的家庭文化教育背景；充足的时间来进行长年累月的学习。因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中榜登科的还是士绅阶层的子弟”(11)，能够参与上向流动的社会成员毕竟是少数的。同时，美国社会学家罗伯逊从社会学角度指出“一个社会中社会流动的程度取决于两个因素：可以获得的地位的多少，以及人们从一种地位向另一种地位移动的难易程度”(12)。清政府通过严格控制进士、举人的名额以及各地学额数来控制绅士队伍的基本规模和流动。据张仲礼研究，太平天国前正途绅士总数为739199人，占总数的68％；太平天国后正途绅士总数为910597人，占总数的63％(13)。相对于当时整个社会人口来说，作为社会上层主体的正途绅士的规模可以说并不大，但由于封建制度和文化价值观念的导向，绅士阶层上向社会流动主要是指向官僚阶层，这就造成了仕途的极其壅塞。因此，“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有少数合格的功名获得者：举人共有18000名左右，进士2500名左右，翰林650人左右”(14)。梁启超对此有较为形象的描述：“邑聚千数百童生而擢十数人为生员；省聚万数千生员而拔百数十人为举人；天下聚数千举人而拔百数人为进士；复于百数进士而拔数十人为翰林。”(15) 另外，据张仲礼先生的统计分析，按照清朝官制，全国的官僚大约只有两万名文官和七千名武官(16)，在职的官吏人数甚少，且这一职数大体上保持稳定的常态。这样，官僚后备队伍的人数大大超过官僚队伍本身，导致“进士固即时任用，而得意者尚不及半。举贡分途，消纳十不得一”(17)。因此，注定“只有少数绅士能够出仕，大多数绅士只能呆在家乡”(18)，通过科举制完成“学而优则仕”的社会上向流动的绅士仅占3％－4％左右(19)。 我们对湖南的这种社会流动模式进行一些初步的分析，从中可以发现，除了上述的一些共性外，它还具有一定的地域特点。众所周知，按清朝的规定，各州县有一定的学额，大县22名，中县20名，小县18名(20)。据统计，湖南在太平天国兴起前，计有府、厅、州、县学84个，每次录取廪增生3304人、附生1194人、新生67人、武生1034人(21)，而且这一基本学额至1905年科举制废除都没有什么变化。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清政府通过奖励学额（包括永广学额和暂广学额）来刺激社会各阶层捐输，以解决庞大的军费支出，据统计，湖南62府、厅、州、县学共计永广学额数，文（422），武（418）；一次性暂广学额数总计为902名(22)。湖南正途绅士的数量也因此大增，文生员数达35846名，武生员达14520名（而1850年前，湖南的正途文生员为26019名，武生员10340名）(23)。但另一方面，在科举制度实行后的很长时期内，湖南与湖北乡试“合闱”，在乡试“合闱”中，湖南一直处在下风，中举名额大多被湖北占去。直至1724年（雍正二年），清朝才将原两湖（湖北、湖南）的乡试“合闱”改为“南北分闱”，并规定：湖北中额50名，副榜10名；湖南49名，副榜9名，武举各25名。乾隆九年，普减全国乡试中额十分之一，湖南乡试中额为正榜45名，副榜仍为9名，并成定制。据统计，道光元年辛巳恩科至道光二十九年己酉科15科湖南共取中举人正榜789人，每科平均52.6人，副榜141人，平均每科9.4人；咸丰元年辛亥恩科至同治三年甲子科（包括补行）9科共取中举人505人，平均每科56.1人，副榜74人，平均每科8.2人；同治六年丁卯科至光绪八年壬午科7科共取中举人490人，平均每科70人，副榜66人，平均每科9.4人(24)。道光、咸丰和同治三朝恩赐举人共有101人(25)，恩赐副榜举人102人(26)。道光元年辛巳恩科至道光二十九年己酉科15科共取中武举人366人，平均每科24.4人；咸丰元年辛亥恩科至同治三年甲子科（包括补行）9科共取中武举人256人，平均每科28.4人；同治六年丁卯科至光绪元年乙亥恩科4科共取中武举人176人，平均每科44人(27)。从上面的统计数字，我们可以看出湖南的举人中额从道光朝开始有了一定的进步，特别是湘军成功镇压太平天国后由于湘军对清廷作出的功绩，湖南的举人中额有了长足的增长。另外据统计，道光二年壬午恩科至道光三十年庚戌科15科湖南共考中进士132人，平均每科8.8人；咸丰二年壬子恩科至同治四年乙丑科8科共考中进士66人，平均每科8.25个；同治七年戊辰科至光绪九年癸未科7科共考中进士107人，平均每科15.28人。道光、咸丰和同治三朝湖南中武进士29人(28)。就进士中额来看，“全国18省中湖南居第14位，仅稍高于广西、云贵、甘肃等数省，文风显然并不突出”(29)。具体情况见表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