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茶馆戏园的娱乐功能、观众，以及精英和国家对休闲的控制。① 茶馆是当时人们主要的娱乐场所，文章将考察人们怎样利用茶馆进行娱乐活动，艺人怎样以茶馆为生，观众在茶馆戏园中的行为和角色。这个研究指出大众娱乐是一个强有力的教育工具，许多人，尤其是那些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从地方戏、评书中接受关于历史、文学、传统价值观的熏陶。改良精英和政府官员认为地方戏可以用来开民智，推进“文明”，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政府颁布规章以控制民众的娱乐，利用公共娱乐灌输正统思想，影响普通人的头脑。这个研究也揭示了，在不同的层次上人们接受不同的价值观，有的倾向正统，有的则陷入异端，显示出精英与大众文化的分野。但这种分野经常是模糊的，而且还总是重叠的。因此，茶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精英和大众、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相互作用的理想空间。 巴波在回忆童年经历时，生动描述了1920年代成都的茶馆生活：“我坐茶馆，是从听评书开始的。那是二十年代，我才十来岁。一天晚饭后，有个长辈领着我第一次进茶馆。展现在我面前的是，在油灯的昏暗光线下，茶客满座，烟味和汗味刺鼻。交谈的声音，喊堂倌泡茶的声音，堂倌把茶船（茶托）扔在桌上的声音，茶客叫喊‘这是茶钱’的声音，堂倌高叫某某把‘茶钱汇了’（付了的意思）的声音，使得茶馆嗡嗡然。茶馆也就成了闹市，显得火红。一直等说书人把惊堂木往桌上一拍，茶馆这才静了下来。我第一次接触的文化生活就此开始了。”② 巴波的描述揭示了人们既到茶馆进行社交，也到那里寻求娱乐。茶馆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特别是讲评书，吸引了众多的听众。巴波坐茶馆的习惯，便是从他童年到茶馆听评书开始养成的。娱乐活动给茶馆带来了繁荣。据一个老成都人回忆，民国时期的成都是一个消费城市，没有多少工厂，人口也相对较少，生活节奏很慢，“整个给人一种闲适慵懒的感觉”。特别是下午二三点钟时，“仿佛整个城市都处于一种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的生态中。那悠扬的琴声、凄婉的唱腔从茶楼上的窗户飘洒出来，极像缠缠绵绵的秋雨，更是把周遭氛围渲染得闲愁莫名了。”③ 虽然成都可能并不像他所描写的那样超脱懒散，而且当时已经发生并且正在发生着诸多变化，但成都给人的整体印象仍是一个生活节奏缓慢、闲逸的城市。④ 茶馆便是这种生活方式的一个象征。 茶馆与其所包含的娱乐是相互支撑的。在成都，最早的戏园从茶馆中衍生，这与北京正好相反，在北京最早的茶馆产生于戏园。⑤ 在成都专业戏园出现之前，那些游动的戏班子、杂耍、民间艺人、木偶班子，往返于各乡场和城市。在城市中，他们走街串巷，经常在大户人家表演堂会，或在临时搭建的台子上演出，为家庭、社区以及庙会的各种活动助兴。在一些庙的山门外，也有所谓的“万年台”，更是他们经常的表演场地。不过，这些流动班子最经常的演出之地还是茶馆，那里租金便宜，时间灵活。加之成都茶馆甚多，选择性更广。如果这家茶馆观众减少，他们可以很容易移师到另一家，还可以与茶馆老板讨价还价，以求最大的利益。 当然戏班一般喜欢固定在一个地方演出，而且茶馆也竭力留住好班子，以保持稳定的观众。⑥ 因此这类茶馆都设有固定戏台。曲艺和木偶通常在较小的茶馆演出，而川戏演员多、场面大，外加布景等，则多在大茶馆进行，那里的设施比较完备。因此，在早些时候，茶馆和戏园并无明显区分，表演不过是茶馆所提供娱乐之一部分。1906年，咏霓茶园改造装修后，更名为可园，遂成为成都戏园之先行者。茶馆也纷纷跟进，悦来茶园在可园开办不久也开了张，然后是宜园、第一茶园接踵而至，面对面唱对台戏。⑦ 在这些地方，看戏逐渐变得比喝茶更为重要。不过，像清音、相声、评书等民间艺术，一般并不在这类专门化的茶园露面，而仍然以老式茶馆为表演场地。⑧ 几乎所有演戏的茶馆都称“茶园”，这些茶馆一般资金较雄厚，因为场地设施要求较高，装饰、家具、茶碗等也比一般茶馆要好。⑨ 辛亥革命后，茶园开始在成都舞台演出中占主导地位，茶园的剧目广告充斥着各种地方报纸，报纸还经常发表有关新闻和评论。直至1920年代，随着几个新戏园相继开张，专门化的戏园才开始有从茶馆分离的迹象，但是茶馆兼戏园仍然是当时成都舞台的主流，在整个民国时期戏园并没有完全独立出来。⑩ 茶馆——民间艺人之谋生地 毫不夸张地说，茶馆几乎是所有成都民间演出的发祥地。由于高雅茶馆租金较高，大多数民间艺人喜欢在小茶馆演唱，为下层民众服务。较有名者一般固定在某个茶馆，而名不见经传者只好带着乐器走街串巷，哪里茶馆有听众，便到哪里挣生活，称之为“跑滩”或“穿格子”。还有许多艺人甚至难以觅到一个茶馆，只好在桥头街角空地卖唱，称之为“唱水棚”，经常难以为生。那些在茶馆里的听众，除了买一碗茶，不用另买票听唱，而是根据个人对这些艺人的好恶，给这些“流浪的艺术家”一些小钱。相反，去戏园者则需多付几元，但仍被认为是最便宜的休闲。那些劳工阶层则只需付二三角钱，便可以在茶馆听唱和品茶，既解除了疲乏，亦得到了娱乐。(11) 人们在中低档茶馆欣赏各种曲艺表演，诸如相声、金钱板、评书、清音、杂耍、口技等等。例如，在晚清民国时期，高把戏在新龙巷的一个茶馆挂牌演出，他也应聘到那些举办红白喜事的人家表演，称“堂彩”。柳连柳又称为“打连响”，被认为是最下作的表演。表演者一般成双成对，用一上穿有若干铜钱的竹杆，一边敲打身体，一边有节奏地又跳又唱，批评者称他们语言粗俗下流。由于他们的表演需要较大的场地，所以经常选择茶馆前面的空地。“打道琴”是另一种常见的娱乐，一般是游方道士的把戏，用一皮鼓（又称“鱼鼓”），穿行于各个茶馆之间，挣一点赏钱。(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