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5X（2009）03-0033-12 一、引言 除了对德国殖民地青岛的研究以外，对于德国和德国人在中国的存在这一问题迄今无人问津，无论是在有关中国的研究中还是在有关德国殖民地的研究中。① 当人们把德国在中国的影响和活动视作一个研究对象时，其资料来源通常是官方文件、新闻报道和通俗小说，而大部分注意力又往往集中在义和团运动上。② 几乎没有人把青岛以外的德国国外社团，尤其是20世纪初他们在中国殖民地日常生活中的经历作为研究对象，尽管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存在着重要的德国社团，主要分布在上海、天津和武汉等港口城市。 这一时期在侨居中国的德国人中有一位叫瓦尔特·弗雷的人，他是一名建筑师，1905年来到中国，1938年离华，曾为北京、天津、上海和太原③ 等城市设计过一些重要的公共建筑。此外，瓦尔特·弗雷还参与了北京前门的重建、燕京大学的设计和发展、阎锡山军工厂的建设，并在袁世凯的指示下规划了一座国会大厦（最终未能建成）。1913年秋天，他的姐妹伊莉莎白来天津与他相聚，当时他正在那里为德国罗克格（Rothkegel）建筑公司工作。 伊莉莎白没有明确说明她旅居中国的时间长短。在一封信中她表明她的停留时限是三年，④ 但她并没有设想过一个确切的返回日期。因此，她既不是以期望很快就能回家的游客身份，也不是以想在他处建立新家的移民者身份来到中国的。她曾在不止一封信中表明，她在目前的情况下根本没有谈婚论嫁的打算。她也未曾肩负任何到国外履行有助于“公共利益”的官方职责。不过，她来中国来旅行也不是单纯为了寻求快乐，而是要帮助她的单身兄弟料理家务。由于战争的爆发，她在中国的停留被突然打断了，在日本占领青岛后，她于1914年12月初撤离了天津。 在旅居中国期间，伊莉莎白·弗雷定期给她远在斯图加特的母亲写信。她在1913年9月21日至1914年7月7日之间所写的31封信件被她的家人保存下来，这些信件开启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考察两种文化的相遇的新视角；而两种文化的相遇无疑是一个包含着许多谜团并且挑战固有分类的现象。毋庸置疑的是，伊莉莎白的家族与中国保持的长时间的联系——她的另外一个兄弟也在一家设于中国的德国公司工作——影响了信件的内容，包括什么在信中谈到了，什么没谈到，什么被详细述说，什么被忽视。 伊莉莎白·弗雷的信有规律、篇幅长而且是连续标号的。很清楚，她在谋求一种叙述的连续性，就像人们所期望的书信体小说那样。但在此之下，她并未表现出任何艺术自负。她使用一种流畅的土瓦本白话文风格进行书写，并且没有怎么考虑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Bildungsbürgertum）读者的期待，而她本人则明显属于这一阶级。一方面，这些信件与当时的书信体小说一样具有一些情节；对于那些引起她的兴趣的事物，描述极其生动。另一方面，信件的关注点严格集中在家庭和国外移居者的环境上；除了她兄弟的信以外，她没有参考过任何关于中国的书面资料，并且极少描述她所在的这片异国土地，而在当时，如果她想描述的话，她显然是具备描述资格的。这又使得她的话语明显有别于任何想要接近普通读者的作品。 这些信件不是写给某个特定人物的私人通信，也不是针对普通读者的文学作品，既然如此，体裁问题就出现了。在1914年2月1日写于上海的信中，伊莉莎白提醒她母亲，要为她的特别目的而妥善保存好她的信件，将它们作为给她自己的一份“美好的”纪念品。⑤ 因此这些信件至少有两种十分独特的、影响着体裁的作用；它们承担了作为她的日记和作为她给德国的家人写就的旅行见闻的双重作用。 让伊莉莎白·弗雷的记述与当时依旧流行的书信体小说可以相提并论的是它——有意地或无意地——具有一种方向：它展示了“一个上层资产阶级女儿”的成功故事，上层资产阶级女儿的社会成就使她在中国受限制的移居环境中得以游刃有余。而在斯图加特她所出入的社会圈子里，她的解放性冒险活动是不可能发生的。当通信中断的时候，她已经到达了她能够达到的社会成功的顶点，她的整个叙述的结构与书信体小说几乎完全相同，仅仅缺少一个“门当户对的婚姻”这一高潮情节而已。一战爆发后，伊莉莎白同其他德国妇女和儿童一起撤离了中国。遗憾的是，没有见到她在中国最后五个月里所写的信件。 这样，体裁问题就转变成了两组问题：第一组是叙述视角问题；第二组是面对中国时的文化姿态问题。叙述视角更多地与她在写作这一连续的、持久的、非凡的记述过程中她个人事业的内在决定因素有关。文化姿态则与她的殖民社团成员身份有关系；这个殖民社团先前曾经遭受过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冲击，但是尚未被1914年的敌意突然毁坏，由此产生的对中国的态度自然影响到她的文化姿态。对于德国殖民者来说，中国是这样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暴乱的危险已经被永久地避免了，没有什么会威胁到殖民事业的稳定发展。 这两组问题并不是完全分离的。在信件这种形式中，它们有时相互交叠，有时又背道而驰。从理想状态说，应当把它们提出的问题放到同时代其他“权威的”信件收藏的语境中去。由于（目前）尚没有获得那样的信件，只好参考另外一些用德文写作的关于中国的作品，即当时创作量很大的小说。 就20世纪早期女性撰写的关于中国的德国小说来讲，至少可以在两部以商业市场为导向的图书中找到参照对比的框架。首先是伊莉莎白·冯·海靖（Elisabeth von Heyking）最初匿名发表于1903年的《他未收到的信件》（Briefe,die ihn nicht erreichten），这是一部在紧跟1897年德国在青岛建立殖民地而出现的以中国为背景的写作洪流中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的作品。到1925年它已经再版了一百多次，而且它的作者也因此成名，⑥ 可以与伊莉莎白·弗雷进行比较的一点是，伊莉莎白·冯·海靖也在中国生活了较长时间，从1896至1899年，同样身处位于那里的外国移居者社团的上层，因为她的丈夫是德国驻清廷的公使。然而她的小说是一个以义和团运动为结尾的、富有悲剧色彩的爱情故事，1903年完成于她丈夫的下一个外交使节驻地墨西哥。令人惊奇的是，尽管伊莉莎白·冯·海靖的小说流行了二十多年，但没有迹象表明伊莉莎白·弗雷曾经读过这部小说。伊莉莎白·冯·海靖的小说跟伊莉莎白·弗雷的信件之间的强烈对比在两种意义上很有用。第一，它满足了一种非常不同的读者期望，使我们得以看到伊莉莎白·弗雷的叙事在什么地方与以市场为导向的作品有明显差别。第二，伊莉莎白·冯·海靖的小说自始至终都对欧洲在中国的殖民主义持批判态度，完全不同于那些年间在有关中国的德国小说中流行的思想意识，以至于这一因素——与作者的社会地位相结合——可以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最初要匿名发表。直到该小说成为畅销书后，伊莉莎白·冯·海靖的名字才出现在扉页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