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09）03－0099－04 《新世纪》是20世纪初向中国国内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著名刊物，其主要成员是吴稚晖、李石曾、褚民谊、张静江等旅法学者。该刊与在日本东京出版的《天义报》一起，并称为辛亥革命前向国人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两大重要阵地。近年来，学术界对该刊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已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但至今几乎没有人注意到《新世纪》与近代科学思潮的广泛联系。本文拟做初步分析。 一 《新世纪》周刊与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其他报刊不同，其独特的理论倾向是十分重视知识、智能和科学。该刊同仁把知识、智能的提高当作人性进化的主要原因，认为科学是关乎社会进化的利器，要增进人群之福利，唯有发展科学，依靠科学。 李石曾在文章中说：“公理者何？即人智之同称也，故人智愈进，是去兽性愈远，而斗争愈稀。此乃人道之进化，公理之进化，即人智之进化也。”[1](p.92)褚民谊也认为，随着知识的增长，人们能够逐渐认识到事物进化的公理，不断扩充爱的范围，而渐臻博爱之境：“今既知识渐开展，已能化昔日之爱君与国之心而为爱国，爱己与父母之心而为爱种，安知他日不能化爱国与爱种之心而为爱人类与世界哉！”[2](p.196)吴稚晖更断言，只有有知识的人，才能认识到社会的不合理，产生改变现状的要求，“如其不信，将来革命事业之成就，断在知识高明者。”[3] 从这种知识决定人性进化因而也决定社会进化的观点出发，《新世纪》同仁分析了中国社会贫穷落后的原因并开出了医治之方：“天下更无强弱问题，唯有智愚问题。”中国之所以落后，主要怪自己知识太低。“愚者众弱之门，万恶之源”，而“不穷之策，唯智最善”。中国人要改善社会，就要把提高人们的知识水平放在第一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吴稚晖说：“中国人之笃信无政府主义，即笃信世界上止有单纯的一件事，即增进亿兆个人知识是也。”[2](p.212) 基于以上认识，《新世纪》提出“无政府主义以教育为革命”，而教育的内容就包括增进科学知识和宣传无政府主义两个方面。李石曾在《谈学》一文中说，“改良社会之法”归结为两点：一是“传达主义、公理”；二是“增长智能、科学”[4]。吴稚晖也指出：“故除以真理、公德所包之道德，即如共同博爱、平等、自由等等，以真理、公德所包之智识，即如实验科学等等，实行无政府之教育，此外即无所谓教育。”[2](p.210) 显然，《新世纪》同仁非常重视知识和智能，而知识和智能又来源于科学。他们曾经高度评价过科学的价值及其功能。一篇署名“民”的文章写道：“所贵乎科学者，阐明奇奥精确之理，以显妙能敏捷之用，以之研究，则增人智识，发达思想，以之实行，则省时省力，奏奇妙功。故科学未发明以前，世界所经营，皆愚笨单简，科学既发明以后，万象一新。十九世纪与本世纪，实科学发展之时代也。”[5]该刊还认为，科学与文明进步成比例，科学在欧美各国已大显神威，欧洲的“文明事业”，“无一非出于科学”。而中国当前积弱积贫正是由于科学不振的缘故：“中国致病之源，在于道德不修，教育不兴，科学不发达，机械不应用，卫生不讲，生计不谋，以是致冥顽愚弱贫苦之病。”[6]可见，在《新世纪》同仁看来，科学是关乎社会进化的利器。要增进人群之福利，要推动社会进化于文明自由平等的理想之境，只有依靠发展科学，振兴科学。 二 《新世纪》还是20世纪初反对宗教迷信的重要舆论宣传阵地。该刊系统阐述了“以正当的教育代宗教”、“以真理的科学破迷信”的主张。 《新世纪》认为，革命凭公理，“与科学乃公理为反对者，即迷信与强权也。”[7]所以，革命就是排迷信、排强权，说到底就是排迷信，因为强权是因迷信而生。该刊一一揭露了祖宗迷信、三纲迷信、鬼神迷信、家庭迷信、金钱迷信等等的罪恶及危害性，指出历代统治者“创造上帝祖宗之用意无异，皆以之为不平等不公道之事之护法也。”[7]“所谓三纲，出于狡者之创造，以伪道德之迷信保君父等之强权也。”[8]所以，该刊号召人们行祖宗革命、三纲革命、女界革命、家庭革命、金钱革命，即行一切伪道德之革命，一切迷信之革命。《新世纪》对宗教进行了更集中激烈的声讨。《普及革命》一文中明确指出：“夫宗教者，束缚人之思想，阻碍人之进步，使人信仰，使人服从者也。信仰则迷信生，服从则奴性根。”[9](第2卷,p.1027)另一篇文章也认为：“宗教者，愚人而非智人也，卑人而非尊人也。”“宗教之毒者，鬼神也；其味，迷信也；其性，虚伪也。”[9](第3卷,p.171)这些文章多方揭露了宗教“谬误”、“愚人”的本质，并明确指出宗教与迷信相伴而生、性质相近的特点。《新世纪》第52号上发表《排孔征言》一文更认为，一个民族的盛衰兴灭与其宗教迷信之浅深成比例。例如，“回教大兴，天方不振；儒宗定一，五胡乱华；基督漫衍，突厥蹂躏欧洲；释伽降生，印度日即微弱。”就连世界最富争战力之蒙古人，也因为“染佛法余毒”，“岌岌乎有红人之祸”。这就是说，历史上或以文明或以武勇见称的民族，竞相衰落于宗教迷信盛行之后，可见宗教迷信之害深矣。作者驳斥了那种把欧西文明归功于新教的观点，认为今日的欧西文明完全是科学进步的硕果。“科学者，进化之利器也；迷信者，思想之桎梏也。二者固绝对的不同物。以有科学之发明，故始有今日之文明；以未行迷信之革命，故仅止于今日之文明。”而中国更是受宗教迷信之毒至深的国度，“孔丘砌专制政府之基，以荼毒吾同胞者，二千余年矣。”因此，“欲世界人进入幸福，必先破迷信；欲支那人之进入幸福，必先以孔丘之革命。”[10]《新世纪》在此发出的“排孔征言”，实系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浪潮之先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