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教案与上海中西报战

作 者:

作者简介:
杨雄威,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44)

原文出处:
历史研究

内容提要:

1906年的南昌教案引发中法两国长达三个月的交涉,也引起中外舆论界广泛关注,上海中西报界的报道尤为密集。围绕南昌县令江召棠的死因,上海报纸大体以中西为畛域,形成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中方报纸认为是法国教士诱杀中国县令,西报则认为是中国县令自杀以诬赖教士。这是近代中西报界报道中西冲突问题的一个典型案例,折射出许多深层的历史内涵。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9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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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6年2月22日,江西南昌县令江召棠在法国天主教堂死亡。外间传言,江令是被法国教士王安之(Jean Marie Lacruche)所刺杀。三日后,愤怒的群众焚教堂,① 杀教士,造成轰动一时的南昌教案。

      事件发生后,主要围绕江令自杀还是他杀、被逼自刎还是愤急自刎,中法两国展开长达三个月的交涉,最后签订合同,判定江召棠为“愤急自刎”。② 长期以来,学界大都将江令被杀视为不证自明。③ 台湾张秋雯则撰文提出江为自杀,证据主要是西医的尸检报告,史料爬梳不足。④ 上海马自毅发表文章质疑自杀说,但也无力证明他杀。⑤ 西方学者厄奈斯特·杨利用中、英、法三国档案讨论此案,贡献主要在对其后续影响的揭示,对江之死因也未有定论。⑥ 中法双方就此案交涉时,中外舆论界也给予广泛关注,上海报界的报道尤为密集。任云仙《清末报刊评论视野下的南昌教案》便以相关报道为对象,意在展现清末报刊对教案的两种思考路径,即国家主权与文化启蒙。但两种思路本就混见于各报,似不存在作者所指的两个阵营。⑦ 本文注意到,围绕江的死因,上海报纸大体以中西为畛域,形成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在中方报纸里是法国教士诱杀中国县令,在西报中则是中国县令自杀以诬赖教士。双方你来我往,进行了多个回合的激烈交锋。这是近代中西报界报道中西冲突问题的一个典型案例。它清晰地表明,在具体的事件背后,隐含着并不单纯的深层历史内涵。检视这次报战,不仅有助于揭示事件的真实情况和近代中西报纸在中西冲突中扮演的角色,更重要的是超越具体事实本身,引发对更深层历史内涵的思考。

      一、报战之概述

      南昌教案发生后,英国、日本、美国、法国、印度乃至新西兰等多家海外报纸都曾予以报道。其中尤为引人瞩目的是上海埠的报道。上海当时拥有英、法、德、日等国家的多家外文报馆。而数量更为众多的“华字报”也纷纷托庇于上海租界。⑧ 当时,民族情绪早已在上海的华字报中弥漫,西文报纸则时常流露出对中国排外情绪的担忧。关于南昌教案的中西报战,就在这一历史节点上展开了。

      翻检上海图书馆馆藏的1906年上海中西各报,几乎都报道了南昌教案,⑨ 并在江令死因问题上形成泾渭分明的两个立场,但争论主要在四家报纸间展开,一边是代表中国立场的《时报》和《南方报》,一边是代表西方立场的《字林西报》和《中法新汇报》(L' Echo de Chine)。⑩ 前两者为华人经营之华字报,力主他杀;后两者分别为英人和法人所办之西文报,力主自杀。其余上海各报也大体以中西为畛域,“相与扬波而濡沫”,(11) 参与到江召棠死因的争论中来。

      《南方报》刊登的一封南昌来信说:“贵《南方报》及《时报》日来之论说极为确当。”(12) 所谓“确当”,即指其力主他杀论而言。《南方报》在王安之身死半月之后,尚有“江令已死,首恶王安之又不知存亡”之论。(13) 在法国天主教控制下的《中法新汇报》则一味偏袒王安之,攻击江召棠。难怪《时报》训斥它“何不一自反乎”。(14) 就在《南方报》说出王安之“不知存亡”的同日,《中法新汇报》也刊载记者发自南昌的一封信,竟提到江令仍然未死,正藏匿在朋友家。(15) 《中法新汇报》不仅对江召棠大加挞伐,而且还四面出击。教案发生之初,江西的新教传教士常为上海的英文报提供不利于天主教的消息。(16) 该报就批评说,“近日江西有一耶稣教牧师,欲从乱党处寻求证据,以诬控王安之而谄媚南昌县,此事为自好者所不为,固有识者所最痛恨者也。”(17) 英国《文汇西报》刊文述称,案发之初,一般都倾向于认为错在天主教,有更多理由可以为教士之死而庆幸。这一观察大体不差,但《中法新汇报》转载此语时,将字体加黑加大,反问其作者是不是一个教徒。(18) 意即其言论立场有问题。更有甚者,该报对其他列强也不留情面:出于对《字林西报》的不满,讽刺西方列强忌妒法国在远东的保教权;(19) 在谴责日本庇护《时报》时,又称日本不能忌妒为其开辟道路的国家。(20)

      上述三报自始至终都立场坚定,相比之下,《字林西报》有一个明显的转折。最初,它常刊发不利于天主教的文章,显得比较“中立”,(21) 但从3月15日编辑评论明确表态后,一直力主自杀说,其中一位署名L.O.的作者尤其热衷于批判中国报纸。这一转变的原因,尚需探究。

      上海报界报道此案的消息来源,主要集中在南昌、九江和北京三地。南昌是事发地,最接近消息源,故所供消息最多。教案发生后,南昌的教士和外国人均撤往九江,加之九江又是天主教江西北境代牧区主教郎守信(Paul-Léon Ferrant)的驻地,因此也传出大量报道。北京作为皇城,是大量官方文件的收发地,所以也是极重要之消息来源。此外,南京、天津、武昌分别是南北洋大臣和一度负责调查案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常驻地,与本案交涉颇有关系,于是也成为信息采集对象。一些报馆在上述各地驻有“访员”,通过官场或民间、正式或传闻的渠道获得消息,然后通过电报或信函发至上海。电报速度快捷,头日拍发的信息,次日便可登诸报端。但当时电报费用昂贵,长篇新闻往往通过信函邮递,就会缓慢许多,需要数天才能送达报馆。一些关心教案的人会根据自己的立场主动向特定的报馆致信,或叙述情况,或评论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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