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9；B25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9)02-0011-08 近代学人中，刘师培、廖平二人素以多变著称，廖平的“六变”不待多说，刘师培的三次政治转向也常为世人诟病。虽说刘师培秉承家传、一心向学，但稍加考察，不难发现，1908年入端方幕府之后，其学术由原来意气之争式的与今文学立异、格义中西甚至中西附会，转向回归朴学。辛亥入川，刘师培的政治立场有危及其性命之虞，使他不得不暂时远离政治。相反，廖平是时正处于“四变”时期，在四川保路风潮中表现积极，还被四川军政府任命为枢密院院长。一入民国，廖平的政治形象可谓相当正面。刘师培、廖平二人在1910年代初，学术上，一回归朴学，一神化孔子；政治上，则一损一荣。截然相反的旨趣与境遇，或使现存并没有太多关于两位大师正面交锋的记录。目前学界的研究也多集中于介绍廖平、刘师培的学术成就①，或强调刘师培对今文学的批评②。本文则旨在近代“兴蜀学”的脉络中，探讨廖平、刘师培在四川国学院的论学经历，以期澄清刘师培学术转向的实情，进而勾勒经今古文学在民初的渊源流变。 刘师培入川时的尴尬身份与险恶遭遇，令他身心困顿，依靠谢无量的资助为生。但或许正因为“川人到南人程度，尚待十年之后”[1]49，故对兼有清代汉学殿军、新学巨子美誉的刘师培礼遇有加，政治风潮一过，谢无量便邀其主四川国学院。可以想见巴蜀学人对刘氏的双重身份多么认同，吴虞更是急不可待地向刘师培请益治汉学之法，后来更有学人认为刘师培“手订《左庵集》雕版行之，蜀学丕变”[2]17。但“蜀学”历经晚清近40年的复兴，巴蜀学人的自信心可谓空前高涨，是时宋育仁的高徒、国学院史学教员杨赞襄公开质疑刘师培“南北考证学”的划分，为“蜀学”争名分： 今汽船云集沪上，铁道辐辏汉口，沪汉者天下之枢也。故地气自西徂东则钟于吴越，自东至西则钟于楚蜀，旧邦既焕新猷，旧学亦开新派。吴则刘子，越则太炎，其考证用古文法式，而理论则近于今文，又湛于佛。昔宋学藉玄理而昌明，二子其有意乎？楚南则湘绮提倡今文家说，及主讲尊经书院，其道乃大行于吾蜀。吾师富顺宋先生于微言大义，独有会心，其宗旨在以教养致富强。夫然后通经乃能致用，襄及中江刘退溪，资州郭景南，拳拳服膺焉，资州饶焱之则得其小学，此富顺学派也。井研廖氏亦别有会心，其宗旨以皇帝王霸循环逆数为归宿，或咎其符命，不尽然也。其门人之笃信好学者，唯青帅王佐，廖学又逾岭而南，康梁实为巨子，与章刘旗鼓中原，遂影响于革命保皇二党，此井研学派也。夫章刘王宋廖康皆思以其道易天下，太史公所谓此务为治者也，岂从前考证家所能及耶……窃疑两汉经学有东西无南北，今之新考证家亦复如是！无山脉河流之扞格，而有船舶汽车之交通，理论渐趋统一而事实随之，汉代所以威震华夷也。愿以质之刘子。[3] 杨氏极力主张，学术之分在晚清以降当以“东西”代“南北”，“东”自然是汉学大本营“吴越”，“西”则是以今文学开新考证学之“楚蜀”，甚至就“理论”而言，吴越也要纳入今文的范围，所谓“理论渐趋统一而事实随之”。这言外之意自然是要以巴蜀为代表的今文学为学术正统与主流，而“吴越巨儒”仅为附庸而已。是时，宋育仁远在北京，那么“东”“西”之争落实在国学院中便是“古文学”大师刘师培与“今文学”大师廖平之角力。国学院院长吴之英亦执意挽留刘师培，以与廖平相抗： 盖王骀鼓舌论道之日，正支离攘臂分米之年。不意张生肆挥今文，竞于通校《五经》之刘騊余，同此玄解，美夫造物者之于我拘拘也。 唯幼舆断谋东归，意将长寄邱壑，方谈天人之际，胡叟宁何远适邪？正赖惠施，深契庄子。傥为支老，更愁谢公。足下肯曲此达情，浼之赞助否？望深望切。[4]268 吴之英善说礼制，对廖平创分今古颇不以为然，希望刘师培能扭转国学院中“肆挥今文”的学风。当时，廖平在国学院内发挥今文学，高谈“天人之际”，刘师培则主讲音韵训诂与《春秋左氏学》，主张治汉学唯在谛古言、审国故。不仅如此，在辨明经史关系、天人性命之说、经今古文起源等重大问题上，廖、刘二人更是“持各有故，言各成理”。 作为清代汉学的殿军人物，廖平与刘师培皆不满于《经解》之学。廖平认为两《经解》卷帙虽繁，但皆《五礼通考》、《经籍纂诂》之子孙，清代各经新疏及某经正义稿，大要不能脱小学家窠臼。刘师培则直言：“清代汉学未必即以汉儒治经之法治汉儒所治之经。”[5]1541认为前世为类书者(如《太平御览》、《艺文类聚》)，散群书于各类之中；清世为义疏者(正义之类)，又散各类书于经句之下。不过，刘师培仍坚持“读书从识字始”，在国学院为诸生讲解《说文解字》。现存《答四川国学学校诸生问〈说文〉书》一文即是课后回答学生关于《说文》若干疑义的讲义，内容包括“音近谊通之说”、“古字通用定例”、“同部之字均从部首得形，所从之形亦或谊殊部首”、“许书读若例”、“大徐新附得失”、“重编许书以六书为纲”等。此时刘师培一改前期音近义通之说，而视同音通用之字为伪迹；对于新增事物，主张于《说文》中取义训相当之古字命名，反对添造新字新词。这些与他之前所提倡减省汉字，改用拼音字，统一国语的主张，判若云泥[6]29。现存一份蒙文通于1913年四川国学院考试“经学”的试卷，考题为院长刘师培所命：“大徐本会意之字，段本据他本改为形声，试条考其得失。”蒙文通答卷3000余字，工笔正楷，一笔不苟，得分98。刘师培批语：“首篇精熟许书，与段、徐得失融会贯通，区别条例，即昭且明。案语简约，尤合著书之体。次亦简明，后幅所得各例，均能详人所略。”[7]157相对于刘师培的赞赏，廖平主张治学当“通家法、明条例”，因而责骂蒙文通“郝、邵、桂、王之书，枉汝一生有余，何曾解得秦汉人一二句，读《说文》三月，粗足用可也”[8]139。因为在廖平看来，“近贤声训之学，迂曲不适用，究其所得，一知半解，无济实用。……如段氏《说文》、王氏《经传释词》、《经义述闻》，即使全通其说，不过资谈柄、绣悦，与贴括之墨调滥套，实为鲁卫之政，语之政事经济，仍属茫昧。……非禁人治训诂之学，特不可涸没终身耳”[9]2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