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新政府为强制推行西方医学，施行了一系列压制打击传统汉方医学的政策和措施。面临着政府的封杀政策，日本全国各地的汉方医生纷纷起来反抗，以东京为中心，形成了以争取政府承认传统汉方医学的价值、要求保护汉方医生的生存权利的全国规模的运动，这就是日本汉方医学保存运动。 恰恰在这一时期，光绪三年十二月(1878年1月)，清朝在东京设置驻日公使馆。以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和参赞官黄遵宪为首的清朝外交官们在处理各种外交事务的同时，积极观察、了解日本历史文化和明治维新以后各种社会现实，广泛结交日本各界人士。日本汉方医学保存运动的骨干人物中，也有不少人与清朝驻日公使馆成员们建立了友好、密切的联系。与日本汉方医学界人士的交往既丰富了公使馆成员们对日本历史及现实社会的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这些著名汉方医生与清国公使馆的往来对日本汉方医学保存运动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本文将在简要介绍日本汉方医学保存运动及其时代背景之后，利用中日双方的文献记载和保留在日本的文物资料，对清公使馆成员、特别是公使馆参赞官黄遵宪与这一运动的领导者们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相互影响进行探讨和分析，并对黄遵宪《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中关于日本汉方医学记载的资料来源做具体考察。与日本汉方医学界的交流虽然只是黄遵宪在日期间进行的各种文化活动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但是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不仅可以使我们比较具体地认识黄遵宪及其同僚们是如何与日本知识界交往、并如何通过他们了解和观察当时的日本社会，而且可以从一个侧面考察黄遵宪等人作为中国近代首次派往日本常驻的外交官，在文化层面上对日本社会产生的影响，从而加深和丰富我们对黄遵宪以及清公使馆成员们驻日期间文化活动的意义的理解。 一、日本汉方医学保存运动及其时代背景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行西洋医学，一方面对传统的汉方医学不断采取压制打击措施。明治八年(光绪元年，1875)二月和明治九年一月，政府两次向东京、大阪和京都三府及全国各县下达有关医师考试法的通告，这个考试法规定，凡希望申请医师开业执照的人，必须通过理化、解剖、生理、病理、药剂和内外科等七种西医科目的考试。明治十二年(光绪五年，1879)二月，又公布了更加详细的《医术开业考试规则》。按照这一系列新法规，学习汉方医学的人也必须先通过西医科目的考试才能取得开业执照，这就迫使汉方医生的子弟们只好放弃汉方医学的学习转而攻读与考试有关的科目，实际上造成了汉方医学后继无人的危机，把汉方医学逼到了极为困难的处境。为了摆脱这种状况，明治十二年(光绪五年，1879)三月，山田业广、清川玄道、森立之、浅田宗伯等当时最为著名的汉方医生发起成立了汉方医生的组织温知社，在研究汉方理论和交流治疗经验的同时，共同商讨汉方医学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温知社成立后不久便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组织，以此为据点，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抵抗明治政府医制改革、维护汉方医学生存发展权益的明治汉方医学保存运动。但是，明治十六年(光绪九年，1883)十月，日本政府发布了第三十四、三十五号太政官布告，公布了《医师执照规则》，日本汉方医学的生存之路被封塞，全国各地汉方医生纷纷停业或失业，汉方医学从此走上衰退之途。不久以后，温知社的中心人物森立之、清川玄道等相继去世，很多会员因失去希望而离会或拖延交纳会费，温知社于明治二十年(光绪十三年，1887)一月宣布解散。温知社宣布解散的第二年，在宫廷内担任皇族侍医的浅田宗伯等汉方医生以改革养育方法为名被解职，汉方医学界最后的一线希望也随之消失。明治二十三年(光绪十六年，1890)，在日本首届议会召开之际，为向议会请愿要求颁发和汉医师开业执照，全国的和汉医学医生组织召开了帝国和汉医总会，并在翌年第二届议会召开时提出了《医师执照规则改正法案》。但是，这个改正法案在明治二十八年(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第八届议会上被否决，日本的传统医学从此进入了濒临灭绝的黑暗时期①。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清朝驻日公使馆员与日本的汉方医生们建立了友好、密切的关系，对日本汉方医学保存运动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以下，首先对公使馆成员与日本汉方医生之间的交流进行考察。 二、清朝驻日公使馆与日本汉方医学界的交流 清朝驻日公使馆设置之后，因为公使及公使馆员们习惯于传统的中医治疗方法，和西洋医学相比，对日本汉方医学更具亲近之感，所以在生病时总是延请浅田宗伯、远田澄庵等汉方医生治疗。由于这层关系，这些汉方医生经常出入清公使馆。森立之、今村了庵及浅田宗伯等温知社的领袖也经常应邀出席公使馆的诗酒宴会。通过日常的诊疗和交际，公使馆员和汉方医生之间建立了非常亲密和相互信赖的关系。 日本明治前期重要的史学家重野安绎(号成斋)在为明治十六年(光绪九年，1883)重阳节清公使馆召开的宴会所作的《癸未重阳宴集记》一文中记录森立之在宴会上的情形时写道： 枳园龄七十有七，矍铄善饮，醉谑纵横不可当。方其谩骂快心，轩眉耸肩，手舞足踏，交椅欲倒，举坐为之哄然②。 这段描写不仅写出了森立之豪爽洒脱的性格，也传达了宴会上自由阔达的气氛。黎庶昌在为森立之《自作寿藏之纸碑》所作的文章中也说： 日本森君立之，笃信好学。喜聚钞本古书，点勘证订。自少至老，卷尝在手。迹其生平事业，若隐若仕，界于医儒之间。③ 表达了黎庶昌对热心于收集和校勘古书的森立之的理解与赞赏。 另一位著名的汉方医生今村亮(号了庵)的诗集《了庵剩稿》卷一中有《寄清人》二首云： 只道天涯如比邻，如今初信此言真。幸逢公事清闲日，诗酒相陪情更亲。 文物典章天下垂，岂同英佛竞新奇。从来太巧翻为拙，今日洋人知不知。④ 这两首诗在表达与清公使馆的友人一起饮酒吟诗的喜悦之情的同时，通过与保守文物典章的中国人相对比，对竞巧争奇的西洋人加以批判。从这些例子也可看出公使馆成员与汉方医生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通过这些交往，公使馆员们对日本汉方医学的水平之高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明治十三年(光绪六年，1880)五月出版的《温知医谈》第十三号中，浅田宗伯在介绍了当时在上海经营药房的友人岸田吟香关于中国医疗现状的来函之后报告：“近来清公使馆有患者，招余前往，与两大臣笔话。”并介绍了在清公使馆与公使何如璋、副公使张斯桂以及参赞黄遵宪之间的笔谈内容。据浅田宗伯说，张斯桂告诉他： 敝邦医流当时乏著作，可称大家者稀。如足下富于著述、学术传播异方，故吾辈不携引医流而托治疗之事于足下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