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广州城西南的“澳门航道”与划船比赛

作 者:

作者简介:
吴宏岐,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张亚红,暨南大学历史系。(广州 510632)

原文出处: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涉及澳门历史的有关地名的正确翻译与解释,是澳门史研究中值得充分关注的问题。揆诸相关史料,近代西方文献中所谓的“澳门航道”(Macao Passage)并不在澳门,而是指广州城西南的珠江后航道,即当时由广州至澳门的内河水道的一段,“澳门航道”的得名乃取其通往澳门之义。由于江阔水深,“澳门航道”成为洋商由广州取道内河航线到澳门的重要通道。当时,侨居在广州的洋商除了利用“澳门航道”南下澳门外,还在这条水道上进行划船比赛,并多少促进了当地民间造船业的发展。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9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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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0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6425(2009)01-0014-06

      由于澳门特殊的历史发展背景,在澳门史的研究中,西方历史文献资料的翻译与利用,已日益引起国内澳门史学界的高度重视。但是,由于政治立场上的异同、语言表达方式的区别、风俗文化上的差异等多方面的原因,对于西方历史文献资料的价值,不仅要客观辩证地看待,而且在翻译与利用时更需要小心谨慎,应该在搞清作者原意的基础上,作出相应的判断和阐释。涉及澳门历史的有关地名的正确翻译与解释,同样也是澳门史研究中值得充分关注的问题。本文拟对近代西方文献中所谓的“澳门航道”的相关问题略作研究,以供学界同仁采撷。

      一、近代西方文献所记广州城西南的“澳门航道”

      近代西方文献中经常出现Macao Road和Macao Passage这两个词语,其所指颇有不同,前者一般被译作“澳门水路”,又译作“澳门水道”或“澳门航路”,通常即是指出入澳门的海上航行路线,尤其是指澳门半岛东南侧与氹仔岛之间的航路;而后者一般译作“澳门航道”,有时也译作“澳门水道”,但地点不在澳门附近,而是指广州城西南的珠江后航道,即当时由广州至澳门的内河水道的一段。

      美国人亨特所著《旧中国杂记》着重记述了作者关于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方面情形的见闻,其中就涉及当时广州城西南的“澳门航道”问题:“中国的农历新年,大家都放假。旧中国的外国侨民中的年轻成员,在那美好的日子里,总会趁机到各个花园去游览,并在该处吃饭。那些花园叫做花地(Hwa-Te),就在珠江一条支流的河口,离澳门航道(Macao Passage)不远。”[1]这里所谓的“澳门航道(Macao Passage)”明显不是在澳门附近,而是在广州城西南的花地一带。章文钦先生校注云:“白鹅潭以南的珠江后航道,为当年外国商馆的成员乘艇从番禺、顺德、香山的内河水道前往澳门的必经之路,西人称为澳门航道。”[2]此一解释相当明确,大致是不错的,这可从《旧中国杂记》中找到更多的证据。亨特在此书中说:“广州的南郊,沿着所谓的澳门航道,有重型帆船战船把守。兵船作三层排列,停泊在整个江面上,露出船沿,在凤凰岗炮台(Te-To-Tum Fort)的正下方。这样灵活部署的用意在于他们可以控制从南边水路来的任何东西。再往下游大约四五英里,河道就被数以百计的叛船所占据,大部分是被掠来的商船。这些‘小舰队’之间,不分白天黑夜,常常发生一些无害的交火,吵闹声不息,但毫无结果。”[3]这里提到了“澳门航道”是在凤凰岗炮台附近,而凤凰岗正与花地隔江相对,可见洋人所谓的“澳门航道”,就是白鹅潭以南的珠江后航道(即珠江南水道,旧时又称省城南河)。

      大概是因为“澳门航道”江面宽阔,水又较深,所以不仅其北口一带江面上可布置大量的清军“重型帆船战船”,南面河道上也可停泊“数以百计的叛船”。当然,除了清军战船和参加太平军起义的“叛船”在“澳门航道”停泊以外,外国侵略者也不甘落后。据亨特所记:“当英国军队在1841年开到广州城外时,人民的好奇心异乎寻常。房屋顶上、江边的街上,到处挤满了大群的中国人,都要争睹这群奇怪的魔鬼。当英国船只停泊在城市前面通澳门水道上靠近水面的地方时,它们的图形被刻在木板上,印成无数份,在城里城外到处贩卖,每张不到半个便士。”[4]另外,亨特还提到,1841年3月,他与同事“在澳门航道上,离商馆两三海里,在船上吃饭的时候”,皇家炮舰“摩底士底号”(Modeste)舰长艾尔斯(Captairs Harrg Eyres)曾向他讲述过一个关于中国人夜间用一些燃烧着的大木筏攻击英国军舰的故事[5]。

      亨特还著有《广州“番鬼”录》一书,主要描述在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签订以前,外商在广州口岸行动的情形,同样也涉及了广州城西南的“澳门航道”:“驳艇经常经由被称为‘澳门航道’的水道,这是珠江的一条宽阔的支流,离商馆西面约半海里,流向正南;驳艇鱼贯驶进商馆时,浩浩荡荡,很是壮观。”[6]从文字描述可以看出,这里所谓的“澳门航道”与《旧中国杂记》所说的“澳门航道”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译者所作的注即称:“即白鹅潭以南的珠江后航道。”[7]

      二、“澳门航道”的得名缘由、起止地点及交通价值

      “澳门航道”不在澳门,而在广州,这难免要让不少人感到诧异。其实,当时的洋人之所以要将广州白鹅潭以南的珠江后航道称为“澳门航道”,乃取其通往澳门之义。亨特所著《旧中国杂记》卷首有一幅《十三行商馆平面图》,就明确地在白鹅潭以南的珠江后航道标注有“往澳门”三字,而在广州城正南的珠江河道(即珠江前航道或北水道,旧时又称省城北河)上标注有“往黄埔”三字,这就颇能说明一些问题。在亨特的笔下,通往黄埔的珠江前航道被称为“中国帆船河道”或“大帆船河道”,他曾描述说:“从1825年直到《南京条约》签订的1842年为止,河南那边的江边总是停满了一排一排的航海的中国大帆船,大约绵延一英里半的距离”,“紧靠这些中国帆船的停泊处的下游,就是江面开阔的‘中国帆船河道’(Junk River),江面豁然开朗。这条河道流过黄埔岛的北边,而磨碟沙涌则流过岛的南边,两条水道都通往外国商船的破泊所,船上的小艇往返广州时也走这两条水道”[8];另外,有一次广州地区发生了比较大的动乱,亨特与小A.H租用P.S.F.先生所有的纵帆快艇“亚塔兰塔号”(Atalanta),由“澳门航道”顺流而下到达黄埔进行考察,然后又从黄埔“进入广州近旁的大帆船河道”,返回自己的住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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